《儒林外史》与科举制度

    一般都说吴敬梓（1701～1754）在他的《儒林外史》一书中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无情地批判八股文，是伟大的写实主义巨著。而认真阅读原书，却不难看到作者并不反对科举制度，只是指出这个制度在实行中有许多弊端。他看出了当时儒林（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非但不成其为社会精英，其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所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从而挽回世道人心。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写喜剧《钦差大臣》来把他们讽刺一番。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看过这部戏的演出，当时很生气，但并未加以查禁，也没有去打击作者。一本传记说得好:果戈理“认为体制是好的，只是有时一些人不好。因此，不要改革社会，而是要改造具体的人”。（王新颖《果戈理画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吴敬梓的态度大抵类似于此。

    《儒林外史》将儒一分为二：值得肯定、歌颂的正面人物是真儒，他们讲究“文行出处”；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尽合于传统，那也只是与时俱进，各有其特别的活法，并未离经叛道。负面的乃是“伪儒”，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彻底地糟蹋了，形象丑陋不堪。体制是好的，就是这些人不好。

    同一切讽刺作品一样，这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反面人物。吴敬梓笔下的“伪儒”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味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一是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的所谓文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这两类人同科举制度都有些关系，特别是前者，完全是通过科举考试爬上去的，但他们的堕落同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例如书中的农家子弟匡超人，原是一个老实后生，“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在柴行里记账，后来那客商折本走人，匡超人流落街头，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无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来读，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虽在困苦之中，仍然不废学习进取。对此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

    好心的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是个孝子，又会写一点八股文（只是水平还比较低，“才气是有，只是理法上欠些”），便与他结为兄弟，仗义疏财，送他十两银子作为回家的路费，也好奉养父母。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之外，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到后头，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八股专家马二的这一席话现在听上去固然十分陈腐固陋，而他为匡超人所作的人生设计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正路。马纯上其人虽多弱点，但他的个人品质是高尚的。由此亦可见吴敬梓并不否定科举制度。

    匡超人回了老家之后，一面做小本生意养家，侍奉生病的父亲，一面按马二先生的指教认真研读八股，终于感动了县太爷，叫他应试，不久便中了秀才。他老父亲临终前叮嘱他说：“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了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这是极其重要的遗嘱，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德行是要紧的”。可惜匡超人恰恰是一个德行由好变坏的典型。奖掖提拔他的清官李老爷遭到诬陷被罢官以后，匡超人受到牵连，不得已到杭州暂避，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同景兰江、支剑锋、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一起鬼混，又结交了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的地痞奸棍潘三，学会了许多为真儒所不齿的勾当：盗名欺世，伪造公文，充当枪手，附庸风雅，并因此弄到大量的不义之财，还混到了一个老婆。用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功名利禄，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始终保持儒家主张的个人修养，这是吴敬梓完全赞成的。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许多都是科举中人。问题不在科举制度而在人，在道德水平的高下。

    潘三事发被捕后，匡超人吓得面如土色，逃窜到京城去躲避，却因祸得福，得以依附他的旧恩人李老爷（他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现在京中任职），此前他已补了廪，贡入太学；这时更隐瞒婚姻情况，停妻再娶，成了李老爷外甥女辛小姐的夫婿。后来他为了考教官，“回本省地方取结”，回了一趟杭州、乐清。这时他更不像样子了，满嘴牛皮，竟然说什么“此五省读书的人，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先儒”专指已经去世的儒者，匡超人连这个都不懂，却大言不惭地一味替自己做广告。正统儒家讲究“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匡超人这两方面皆不可闻问，一无是处。

    这时匡超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先前马纯上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但他竟污蔑自己深受其惠的恩人道：“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便要赔本。唯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先前马二先生指出过他的文章有才气而欠理法，现在他针锋相对地反攻过去，又显得似乎很懂出版界生意经的样子，其实已经沦为丝毫不知感恩、完全不顾廉耻的牛皮大王和骗子手。

    吴敬梓笔下的反面人物，如贪官坏官王惠、周守备、江都知县之流，科举场中小人范进、张静斋、严贡生、卫体善、隋岑庵之类，纨绔子弟汤大爷、汤二爷，为富不仁的盐商万雪斋、宋为富，伪名士景兰江、支剑锋，骗子手张铁臂、洪憨仙、牛浦郎，势利小市民胡屠户，流氓权勿用，马屁精成老爹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的不堪之辈。作者描写这些人，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尽管那时乃是所谓康（熙）乾（隆）盛世。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这样的小说，我们现在看去，似乎应当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而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清朝文字狱很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而《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此中的道理，同沙皇并不否定《钦差大臣》是同一个道理。

    与“伪儒”小人对立的是“真儒”君子。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名士型真儒的光辉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相去甚远，无非意在开门见山地树立一个道德文章的楷模。小说里的王冕“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而又一味高蹈，不要功名利禄。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说是“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有人以为唯此唯大。

    但是科举制度的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制度能代替它。所以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都走过读书应试的道路，例如首席“真儒”虞育德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一岁中举人，五十岁中进士，走完了科举的全程；然后出任南京国子监的博士。杜少卿是秀才，庄绍光应过征辟。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在人的道德修养。“文行出处”亦即士人的品德修养，乃是《儒林外史》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儒林外史》中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真儒”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正是要树立正面样板。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从这位“真儒”的诞生写起，一路写到祭泰伯祠的高潮，虽然艺术上并不能算成功，却流露了作者满腔的热情。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自然不能行出来。”这正是孔夫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事的人”，此公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他也曾应过皇帝的征辟，尽过君臣之礼，很快就复回故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据说乃是吴敬梓敬佩的理学家程廷祚（1691～1767），其人早年信仰过颜元、李塨一派的学说，后倾向于程朱理学，终身未仕。首先倡议祭祠的迟衡山满口“礼乐兵农”，颜李学派的色彩更浓厚些。吴敬梓也讲理学，又接受过颜李学派的思想影响，所以也相当重视“礼乐兵农”这些实用的知识，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德行。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人物不尽同于虞育德博士等纯儒，但仍然是道德高尚的。例如被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的杜少卿，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意态萧散甚至狂放，但并未违反基本道德，不过很有些儒道合一的气息而已。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多少有些突破了传统的风习，但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反对纳妾，笃于夫妇之情；又特别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其人的道德仍然是传统的、高尚的。杜少卿的表叔庄濯江，早年同别人合伙经营典当，后来合伙人穷了，他就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自己独自转徙经营十几年，“又自致数万金”，这样开拓型的商人，可谓儒商，也是正人君子。吴敬梓支持当时商品经济繁荣背景之前出现的这种新人，而这些新派人物仍然是道德高尚的，值得赞许。

    吴敬梓的出身和教养都决定了他不会否定科举制度。他生于累代科甲的阀阅人家，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参加过几此乡试，未能中举；到三十六岁那年（乾隆元年丙辰，1736）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辞科，他参加过省考，但因病未能正式入京应试，对此他是很有些遗憾的，到临去世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他在《金陵景物图诗》之末，还郑重地自署“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辞……吴敬梓撰”，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以此为荣。

    吴敬梓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科举制度，他只是痛恨在这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有若干读书人忘记和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走上了邪路。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的序言中说，此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这话虽然听上去似乎比较陈腐，其实合于原著的实际。世道人心，是每个时代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的问题，这恰恰不是反对现行制度，而是从本质上支持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希望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