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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黎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罗马皇帝朱利安的记载，在他的记忆中，巴黎是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其罗马名字是巴黎，那里阳光明媚，盛产美酒。然而直到启蒙运动之后，原本籍籍无名的巴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逐渐声名远播。18世纪，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4）既给巴黎民众带来了民主与共和的希望，也让整个巴黎城陷入了血腥动荡的政治纷争。几年之后，巴黎迎来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从此，法国结束了自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态，开启了一个灿烂辉煌的19世纪。
巴黎神话
19世纪的巴黎经历了频繁的政坛更迭，从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七月王朝（1830-1848）、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直至世纪末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法国也进入了现代性的萌芽阶段。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思做过这样的评价，“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最终酿成了1830年巴黎三天的暴乱，也就是历史上“光荣的三天”。1830年的这场革命虽然迎来了“资产阶级君王”路易·菲利普，摧毁了巴黎城中所有与波旁王朝有关的皇家象征，但是却并没有造就资产阶级所梦想的共和，在七月王朝统治下，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社会当权地位，王朝的命运在新的国王手中得以延续。除了菲利普，巴黎是这场暴乱的另一位受益者，它因为帮助菲利普建立了七月王朝而获得了王室的青睐，国王不仅盛赞在“光荣的三天”中英勇战斗的巴黎战士，还公开宣布巴黎是他的故乡。
有关巴黎的书写虽然早在15世纪初已经萌芽，但是直到19世纪才达到巅峰。19世纪前半期，巴尔扎克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忠实记录了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的历史，其中他所创作的《人间喜剧》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在这部作品集中，巴黎不仅是巴尔扎克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也是他记录19世纪前半期巴黎风俗史的日志。在哈维眼中，巴尔扎克的巴黎史描写的是“现代性的神话”，对此，本雅明也曾表达过相同的意见，他将巴黎视为巴尔扎克的“神话学繁殖地”。列维·斯特劳斯曾将现代性神话视为一种想象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各种冲突呈现为令人惊诧的异质性。巴特则将神话视为有关现代性起源和发展的叙事，这一叙事通过展示貌似真实的虚假画面来遗忘历史。就此，无论是前者想象的物化还是后者人为的现实，神话都是一种目的性的结果。哈维曾明确指出，巴尔扎克的作品展现的即是作为神话的现代巴黎是如何构成的。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现代巴黎的神话主要是通过外省人在巴黎的奋斗、成长和体验来传达的。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和外省是一对彼此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存在，虽然两者同时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但巴黎作为财富、文化和权力的中心，对外省青年所产生的诱惑难以抗拒。在这些城市外来者之中，拉斯蒂涅堪称巴黎征服者的典型代表。作为外省没落贵族的后代，他不仅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强烈地渴望拥有财富和权力，在巴尔扎克笔下，他属于最终成功晋级为巴黎资产阶级新贵的幸运儿。以这样一个怀揣梦想的外省青年在巴黎成功攀爬到上层阶层的经历，巴尔扎克将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尚描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拉斯蒂涅的成功与巴黎社会当时习俗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巴黎，社会习俗也正经历着一种重大变化——‘出生’这个古代政制中评判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准被‘金钱’这一新的普遍性社会所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兴起的巴黎资产阶级不仅意味着阶级结构正发生着变化，也预示了金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贵族阶层虽然日渐衰颓，但是门第依然是打开巴黎上流社会之门的第一把钥匙，拉斯蒂涅能够成功进入巴黎上层社会，最开始也是依靠他的阶层，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单凭门第本身并不能保证拉斯蒂涅的成功，在金钱的步步紧逼之下，门第不得不节节败退，正如鲍赛昂夫人最终败给了暴发户家的小姐洛希斐特。在巴黎，金钱正在成为社交界声色犬马生活的最终保障，成为巴黎神话构成的隐秘基础。
现代之都
在巴黎的城市发展史上，1848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许多新事物于此时从旧事物中孕育”。这些新生事物一旦萌发，就表现出了一种与旧事物一刀两断的态度。这一年波拿巴不仅掌管了菲利普在巴黎的政权，也接手了七月王朝对巴黎的更新计划。1850年12月，波拿巴明确表示“要全力美化巴黎并改善巴黎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建前喧嚣繁华的巴黎城市面貌曾经构成了爱伦·坡笔下推理小说系列的核心部分，从《莫格街凶杀案》（1841）中破旧不堪、狭窄肮脏的巴黎老街，到《玛丽·罗热疑案》（1842-1843）中藏污纳垢、恶棍横行的巴黎郊外，再到《被窃之信》（1844）里大臣府邸旁人流如潮、骚乱不断的巴黎市区，坡的推理小说让巴黎城市空间更加清晰可辨。1852年，波拿巴称帝，次年，他任命忠心耿耿、意志坚定的奥斯曼就任塞纳省省长，并命其按计划改建巴黎，以此创造一段全新的帝国历史。从这时起，一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巴黎城经历了最为辉煌的变革时期。奥斯曼成功地抹去了旧巴黎所有的痕迹，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城市空间。这次变革不仅让巴黎在19世纪末拥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也使之获得了一个崭新响亮的名称——现代之都。
来自德国的本雅明曾将19世纪的巴黎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果说，作为家园的柏林给本雅明留下的是沉闷压抑的记忆，那么，造访巴黎则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理想家园。巴黎的活力来自于奥斯曼化后的城市新貌，来自于林荫大道上人群所形成的迷宫，同样也来自于街头商铺里各种时髦的物品。巴黎让本雅明的目光不知疲倦地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咖啡馆，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一个连着一个的时尚，直至驻留在巴黎的拱廊街——这座资产阶级“濒临灭绝的纪念碑”。越过拱廊街的入口，本雅明看到19世纪的巴黎已然拥有全欧洲最新式的发明、最时髦的商品和最拥挤的人群。在他的眼中，19世纪的巴黎堪称资本主义盛世的大都市典范。
事实上，从19世纪初以来，巴黎就一直不遗余力地维持着自己商业圣殿的地位。两届巴黎世界博览会让人们亲眼目睹了奥斯曼化后的现代巴黎城的繁荣和处于权力巅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辉煌。先是1855年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吸引了多达500万名参观者；后来1867年的那次则在马斯校场举办，来访者约有700万。对于巴黎的商业而言，博览会异乎寻常的价值在于造就了巴黎零售业的蓬勃兴起，尤其是大型百货商店的迅猛发展。哈维曾言：“1848年之前只有小店铺沿着狭窄、弯曲的巷弄或骑楼开张；之后在大马路旁出现了巨大笨拙的百货公司。”随着百货商店的发展，巴黎成为典型的商业中心，根据本雅明的记录，“在第二帝国的鼎盛时期，主要大街上的商铺在晚上十点以前是不会打烊的。”如果说拱廊的出现让购物成了最为新奇的都市活动，那么百货商店的普及则让购物成为最为时髦的都市消遣。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百货公司不仅侵入了巴黎商圈一直青睐的商业福地——机遇众多的右岸，也惠顾了巴黎商圈曾经不屑一顾的商业险地——福祸难料的左岸。也就是在左岸，1852年创建的好商佳百货商店（LeBonMarche）成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妇女乐园》中购物场所的原型。《妇女乐园》是左拉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中的第十一部作品，它通过讲述巴黎一家百货商店“妇女乐园”的发展史，反映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社会风貌，探讨了百货商店在19世纪所处的现代社会环境。在该小说中，左拉将1864年至1869年视为巴黎商业文化兴起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妇女乐园”便是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商业案例。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一家新型百货公司如何一跃而成巴黎城的商业巨兽，一个野心勃勃的百货商店店主如何摇身一变成了巴黎城的商业巨头，一个柔弱年轻的外省女孩如何凭藉理性获得了巴黎商业巨头的真挚爱情。总之，《妇女乐园》表达的是对商品、欲望、市场、垄断和理性的礼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巴黎现代性的礼赞。
反巴黎神话
19世纪中后期，在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巴黎城的性质悄悄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经历了一场飞跃式的现代化发展。由于奥斯曼化过程中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很多农民从法国的贫困外省移居巴黎，这些农民人口迅速转变成了城市无产阶级。形形色色互不相识的外省人、巴黎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构成了巴黎都市居民的主体，大量的人口“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游荡者——走上街头东游西逛的资产阶级成员——第一次遭遇了陌生的、不可知的人群。
“人群——没有什么主题比这个主题更吸引19世纪作家的注意力了。”的确如此，无论是在伦敦、巴黎还是柏林，与人群的不断遭遇以及个人对群集在街头的一大群陌生人的反应不仅是现代主义的重要主题，也是现代人都市经验最明显的特征。对于人类数量的改变和由此所导致的对人类经验的影响曾经众说纷纭。雨果的诗歌《沉思的癖好》对人群有着如下的描述：“无名的人群！混沌一片！那些声音、眼睛和脚步。谁也不曾见过谁，谁也不认识谁。”本雅明则注意到，“第一次看到大城市人群的人，会感到害怕、厌恶和恐怖”。在爱伦·坡的笔下，人群是用来弥补经验领域中刺激缺失的兴奋剂，只有人群才能安抚现代居民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波德莱尔那里，人群则是错综复杂的情感发源地，他身处其中，却又不能与之融为一体，他深深地卷入其中，却只是为了“用轻蔑的一瞥把他们送入忘川”；在本雅明那里，人群“抹去了个人的一切痕迹：它是不法之徒的最新藏身之处”。人头攒动的19世纪巴黎由此成为现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一时期巴黎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福楼拜似乎失去了赞美的热情，甚至有些抵触。巴尔扎克曾经构建的巴黎神话令他厌恶之极。福楼拜的《情感教育》（1869）讲述了两位外省青年的巴黎奋斗史，不同于拉斯蒂涅的成功，他们在巴黎所遭遇的是梦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失败，“两人都虚度了年华。一个曾梦想爱情，另一个则梦想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福楼拜对巴黎没有什么好印象，在他看来，“……巴黎十分可厌，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之后，觉得整个人的神气从千百毛孔走漏掉，散落到了人行道上。我的人格在与他人接触之后，似乎散落了。觉得自己变得愚蠢”。愚蠢——福楼拜赋予他笔下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许与巴黎城有莫大的关系。在福楼拜编纂的《庸见词典》中，曾经这样描写了巴黎人，“所有巴黎人都是闲人，虽然巴黎居民中十有九成是外省人。在巴黎，没人干活”。在福楼拜笔下，巴黎现代生活庸俗不堪，暗淡无光，这与巴尔扎克笔下光芒耀眼的巴黎神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样的现代生活在波德莱尔那里，是过渡、短暂、偶然，其中不仅包含着新奇之美，也充满了忧郁之美。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赞赏现代社会新奇之美。作为社会学家的波德莱尔，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忧郁，当他在繁华的巴黎街头游荡的时候，不仅看到了“光、尘埃、叫喊、快乐和喧哗”，还看到了“绝对的凄惨……令人厌恶的惨况”。由此，波德莱尔将巴黎城里那些“不入流”的历史的边缘人，那些不同以往的经验以及卑微的另类的事件，还有那些别人视为“污泥”的东西视为象征巴黎都市中苦难的现代性幻象的符咒，并将它们纳入到了巴黎抒情诗中成为永恒的题材。
巴黎是什么？或许，它是巴尔扎克笔下一座即兴上演人间百态的剧院，是拉斯蒂涅不胜向往的处处流淌着甜美甘蜜的蜂房；或许，它是爱伦·坡笔下众多罪恶发生的理想场所；或许，它是本雅明笔下资本主义盛世的大都市典范；或许，它是左拉笔下巴黎妇女们趋之若鹜的欲望殿堂，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奏响的是“商品交响曲”；或许，他是福楼拜笔下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刺激构成的现实场所，是一个“被称作上流社会的那个模模糊糊、闪闪发亮和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它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园，这座花园半是天堂、半是地狱。19世纪的巴黎是如此复杂和多面，以至于“任何面孔都不像城市的真实面孔那样具有超现实性”。这种超现实性让定义巴黎这座城市本质的尝试障碍重重。如果要用一个恰当的类别来概括这种多义性，巴黎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座面目模糊、流动多变、魅力四射的迷宫，这座迷宫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有关巴黎城市风貌的宏伟画幅，还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真实和一种臻于极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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