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点赞还是该反省？

    学术研究是十分严肃而艰巨的工作，先秦诸子的研究尤其如此。先秦每一部典籍都拥有庞大的阐释传统，新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站在最高的起点。所有的相关文献资料都必须翻检一遍，所引用的资料必须考证是否可靠。所有结论都必须经过严密论证，以丰富可靠的证据为基础。

    由《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联手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于2016年4月13日揭晓，其中杨义的“还原先秦诸子经典”列于其中，并被评为：

    通过梳理、分析、阐释先秦诸子经典文本和多种文献史料，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诸子进行了思想溯源。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以及此前的“诸子还原”系列，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都在试图剥落后世附加于诸子原典的虚饰，还原经典文献和史实的初始状态，探寻传统思想发生的起点及其当代价值。这一路数在学界引发了普遍关注，可谓是继1920年代“古史辨”派之后对先秦诸子和经学一次新的清理和解读。

    由于本人对于先秦诸子也略有研究，故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振奋，赶快将杨先生的五部大著购来，先睹为快。

    然而，阅读的结果却使我深为震惊。此五部著作不但并未达到评语评价的高度，而且在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所代表的不但不是优秀的中国学术，反而有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最值得反省和摒弃的部分。限于篇幅，以下主要以我较熟悉的庄子研究为主，对《还原》诸书展开简要的评析。

    第一，《还原》诸书缺乏学术规范。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是了解和总结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对于重要的成果加以分析评判，同意者接受为本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同意者必须加以反驳。然而，《还原》诸书无视这一学术规范，对于绝大多数关于此五部典籍的重要中文著作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大量的日文、英文、法文等著作。例如，由于《庄子》书中的内篇、外篇、杂篇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体现了明显的歧异甚至相互矛盾，从北宋以来古今中外有无数学者对此书的作者提出疑问。苏轼早已提出“杂篇”中的《让王》等四篇不是庄子所作，王夫之等清代学者则普遍认为内篇应为庄子所作，外杂篇则可能是其后学的作品。现当代学者讨论此问题者极多，著名者如罗根泽、冯友兰、任继愈、关锋、葛瑞汉(A.C.Gra⁃ham)、武内义雄、H.D.Roth、李学勤、刘笑敢等。其中以刘笑敢的研究最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修订版，2010)。刘先生通过概念使用、思想源流、文章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多方位分析比较，以充分的证据论证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大体上为庄子所作，而外杂篇总体上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其中思想观念的歧异，则可能代表了庄子后学的不同支派。刘说出来后，获得国内外众多学者的一致称赏和接受，其书很快就被译为英文出版。总的来说，虽然学界对于《庄子》的作者可能尚有不同看法，但此书不可能为庄子一人所作，外杂篇可能出自庄子后学之手，则是古今中外学者的基本共识。杨先生研究《庄子》一书，一开始就应概述这一共识，并说明其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遗憾的是，《庄子还原》并未如此做，对大量学者的看法置之不理，这是违背学术规范的。

    第二，由于《还原》诸书不讲学术规范，不站在学界已有成绩的高度，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致命伤。因为《庄子》可能主要包括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故在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为方便起见，当前学界笼统地称引庄子学派思想或简称庄子思想的做法是可行的和正常的。但将《庄子》全书用来“还原”庄子本人的生平事迹和“童年记忆”等，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庄子还原》不理睬大多数学者认为外杂篇非庄子所作的共识，自顾自语地采用《庄子》书中的所有篇章来考证庄子的家族出身、生平事迹、童年经验、心理状态及哲学思想，还原庄子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建构与庄子的“原创性对话现场”。以杨先生最为津津乐道的“秋水篇”为例。此篇收于外篇，大多数学者认为应为庄子后学所作。但是杨先生却仅仅根据数百年后的《水经注》中提到的一次大水，就轻易地“考定”庄子于公元前309年近六十岁时写作此篇，并以丰富的想象力，细致地描绘庄子在此年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放飞”；又将此篇中的庄子辞聘和惠施搜友两个寓言故事落实为“历史编年”。与此类似，外杂篇中的大量寓言故事都被落实为史事，涉及庄子名字者都考证为庄子生平中的某一时间所发生的某一实事。杨先生断定古人不可能随意编造有关书中人物身世的寓言，否则“就是信口蒙人的骗子”。这是十分令人吃惊的轻率断言。中国古代典籍中含有大量涉及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寓言故事，大多并非史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杨先生将可能由庄子后学撰写的寓言故事直接落实为史事，并由此而建构庄子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原创性对话”，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还原》诸书提出无数的“原创”结论，但绝大多数缺乏真正的文献考证和充分证据。例如，《庄子还原》中一再说蒙泽的草木繁盛、虫鸟活跃将庄子“深深地引进自然的怀抱”，并断定这一地理情况“赋予他的哲学和文学以其他诸子难以代替的形式”。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在人口和城市远比今日稀少的战国时期，又有多少地方不是草木繁盛、虫鸟活跃？《诗经》不也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中的十二月，不也都更为丰富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草木虫鸟在每一月的生长活动及其与人事的关联？杨先生自称运用了人文地理学，但他似乎不懂何为人文地理学，而只是望文生义地将人文和地理简单相加。此外，《庄子》外杂篇中那些提及楚人的寓言(如外篇的“马蹄”“天地”“达生”“秋水”，杂篇的“徐无鬼”“则言”“天下”等)，都被断定为是庄子的“父母、祖父母告诉他的关于那个失落了的遥远故乡的故事”，是其“文化基因中的家族记忆密码”，“闪烁着他的童年记忆”，表现了“庄子家族的内心隐痛”，及庄子“梦萦楚国而厌恶宋人的情绪”。就算杨先生不同意大多数学者关于外杂篇作者非庄子的共识，这些关于庄子及其祖先的基因和心理的想像和故事，并没有任何文献证据可以证明，只不过是小说家言，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如果我们接受学界关于外杂篇作者出自庄子后学之手的共识，这些关于庄子的“童年记忆”的推断，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第四，《还原》在2011年所出四书，每部书的主体实际上皆仅是一篇长文，后面为资料汇编。例如在《庄子还原》一书中，“还原”部分仅74页，却自称破解了庄子生平思想中的十大谜团，平均每个谜团仅用了7页破解，这不是在踏实做学问。后面约200页是所谓的“长编”(据其“后记”，应是由其博士生编集)，其内容一是将《庄子》一书分割编排，二是摘取古今学者的某些论述。所摘取者十分偏颇和陈旧，大量重要论著毫不涉及，如上述刘笑敢先生等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这一长编毫无学术价值。做学问需要阅读原著全书，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自己寻找分析，穷尽一切资料，这是古今中外著名学者的一致经验和学术规范。在电子资源充斥的今日，只要输入“庄子”这一关键词，就可以找出古今中外所有与庄子研究相关的摘要或全文，《还原》“长编”的这些零碎摘要又有何学术功用？(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抄错的地方)如果有人真的不去做自己的全面资料搜集分析，而是依靠杨先生的博士生们摘录出来的这些“长编”进行诸子研究，相信只会掉进死胡同。此外，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所附孔子年谱表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有关孔子的生平、系年、传记、年谱等研究，古今中外有数百种，重要者也有几十种。杨先生的年谱中，许多皆已经过前人考述，但杨先生皆是直接列出，并不出注(其中仅偶尔几处引钱穆先生的著作作为点缀)。而书末的参考文献中，前人在此方面的著作，除了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外，一部也未列举。

    学术研究是十分严肃而艰巨的工作，先秦诸子的研究尤其如此。先秦每一部典籍都拥有庞大的阐释传统，新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站在最高的起点。所有的相关文献资料都必须翻检一遍，所引用的资料必须考证是否可靠。所有结论都必须经过严密论证，以丰富可靠的证据为基础。《还原》诸书，不讲学术规范，不顾别人的研究成果，不注明引用出处；书中绝大部分结论基于猜测、想像或类比，有时只引一条或两条文献记录(还往往是后出的不可靠资料)，很多时候则是毫无根据的想像“放飞”。这些可谓集中体现了当前学界的种种不良风气。《还原》诸书不但没有“剥落后世附加于诸子原典的虚饰，还原经典文献和史实的初始状态”，而且相反，为诸子原典添加了大量的想像、臆测及虚饰。

    本文期在抛砖引玉。在我看来，杨义先生的“诸子还原”并非中国人文研究值得骄傲的成就，而其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尤应引起学界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