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生命的开花”

    时间：2016年4月17日

 

    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

 

    主持人汪玉奇（江西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今天我们怀着悲痛而又崇敬的心情相聚在这里，共同怀念褚钰泉先生。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褚钰泉先生主编了四十四卷《悦读》，坚守了中国知识界崇高的精神追求与坚定的文化品格，实现了巴金先生所说的“生命的开花”。

 

    今天的座谈会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现在我们有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张秋林社长讲话。

 

    张秋林：褚钰泉先生是让人敬佩的编辑大家，毕生投身于编辑事业，殚精竭虑，风范卓然，抑物欲洪流，辟左右陈杂，筑成《文汇读书周报》和《悦读》两座文化丰碑。禇老师执念文化坚守，淡泊世俗名利。如资中筠先生所言：“方今各界有许多名人，有名至实归者，有名不副实者，更不用说，还有的是欺世盗名者。而老禇却是相反，他的名气远远够不上他实际的贡献和价值。”

 

    褚老师是个有执着信念和淑世情怀的人，具有自觉的文化担当精神和知识分子风骨，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践行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在众多读者中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为中国书业贡献了价值，在当代读书界是非常罕见的。

 

    主持人：有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先生讲话。

 

    陈引驰：过去的三十多年，可能是现代中国或者说当代中国发展最好的时间。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周折的，有顺畅的时候，也有不那么顺畅的时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褚先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能够有所作为、可以积极作为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为读书界、文化界作出了他的贡献；在不是那么顺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非个人的原因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他还是用非常平正而理性，可以讲是以一种坚忍的勇气在做事，而且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

 

    一个思想家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个时代的声音，引领这个时代。引领一个时代某种风气的人，我想除了他自己有思想、有判断、有选择，很重要的是，他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有他可以信赖的人格在那儿。而褚钰泉先生，我想他在编刊物、办报纸的具体过程中，也肯定有这样一种能够感召人、凝聚时代精英的独特的人格魅力，或者说人格精神在，他能够召唤大家、聚集大家，把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些声音、最好的一些思想呈现出来。这是我个人体会到的有关褚钰泉先生的一种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进入到自由发言阶段。请大家发言。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我和钰泉见面只有两次，但是一开口就觉得他是可以交心的人，心灵的契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说起来，互相之间这种交流是非常愉悦的。他去世的消息听到之后，我一下子就想到：最好的主编没有了。因为我自己也做过编辑，我在《历史研究》跟黎澍先生做过两年编辑，编辑的甘苦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那个时候，就是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前，我到《历史研究》编辑部，1977年又回到近代史研究所，这两年正是从“文革”向改革开放交替的时间，那个环境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今天的环境未必不如那时候复杂，但应该说有很大的进步。经过这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毕竟《悦读》这个刊物四十四卷做了十年，它存在下来了。据秋林先生讲，中宣部对这个杂志一点意见都没有，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这也确实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是大大地进步了，可以容纳下这样好的刊物。当然这时代也有很多不好的、不太令人恭维的刊物。我比较过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他们相比较，我觉得褚钰泉这十年，加上以前主编《文汇读书周报》的十六年，他这两件事、这二十六年，在书林树立了两座不朽的丰碑，尤其是《悦读》。

 

    吴中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小褚是一个有思想的编辑。有思想的人可以通过教书、通过语言表达，也可以通过文章表达出来，他则是通过办一个刊物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刊物编得很好是因为主编有思想。他的妙处还不仅在于能够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组织一些很好的稿子。有一次我看到一篇谈会计制度的稿子，我说小褚这篇文章很了不得，这个会计制度本来是同你们无关的，你这个《悦读》本来是个文化刊物，但是它谈的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就是想组织一些人从各个角度来谈一些重要的问题。小褚能够把一些看来无关的问题组织在一起，体现他的编辑思想，而且往往能够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很要紧。小褚是一个编辑奇才，他掌握的分寸非常好，这是编辑技巧，也是编辑水平。《悦读》办得很好，我觉得与这个有很大关系。

 

    郝铭鉴（《咬文嚼字》名誉主编）：听到褚钰泉过世消息的那一天，我觉得非常意外，非常伤心。当天晚上我写了一条微博，只是比平时稍微长了一点，几百字的东西，没有想到第二天二十一世纪的编辑就留言，说能不能把你这条微博收到我们的纪念文集里去。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上个星期，徐坚忠给我打电话，说这本书已经出来了，准备开一个出版座谈会，我更加吃惊，短短的时间，居然把书编出来了。今天看到书的时候，就不仅是吃惊了，我觉得震撼。这样一本书编得如此认真，如此严谨，它不是一个应景之作，不是随便敷衍的。所以我就觉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确不是一般的出版社，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出版社，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出版社。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纪念，若干年以后，要研究编辑精神，这里面就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所以我今天看了以后，很感慨：一个出版社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

 

    我跟褚钰泉的相识，现在算来大概要快半个世纪了。我自己概括，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友，就是真正的朋友。不是像韩愈讲的什么“酒食游戏相征逐”那种酒肉朋友，甚至于落井下石的朋友。无论形势怎么变化，人生怎么起伏，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始终存在。不仅真，我还觉得这个朋友很正，一身正气。你看他写的那个“阿昌逛书市”专栏，有几家出版社的老总能够像他那样，每个星期都到书店去？我曾经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说，你们凡是做老总的，都要看一看“阿昌逛书市”，看看人家是怎么来监督我们这个出版业的，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他对出版的那种认识，里面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情怀的。他看到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出版社应该思考的东西。所以“阿昌逛书市”，你如果把它单独地去总结，它实际上反映了对当代出版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测定。

 

    许锦根（资深媒体人）：我在美国收到微信说褚钰泉走了，觉得不可能。马上打电话给秋林，秋林哭着对我讲是真的。他说你能不能写一篇文章，我马上就带着感情写了。那里我讲到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我当时在社会最底层，写了一篇稿子，褚钰泉在来稿中发现了。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二件就是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时编了一本杂志《大学生》。褚钰泉当时是编辑，很忙，我去找他很不容易，也不好意思去找他，稿子我一般都是寄给他。后来他到复旦来找我，他也不知道我在哪个寝室，是问了几栋楼才找到我的。他说“想跟你说个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搞了个内参，说你们的杂志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他说“而且点了你的名，讲你是‘文革’的坏头头”，《文汇报》当时的一位副总编批示此人稿件不得见报，总编马达批示通知各部处并告《解放日报》。那次他就给我讲这个事情，说“你要重视”。我说这完全是造谣，没有这个事情，是完全颠倒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那你要为自己辩护了，否则你的一生完了。”他说你是大学生，而这内参是国家机关的文件，是你根本不可能对抗的。这在现在都是不可能对抗的，更不要说那时候了。他说你要为自己辩护，我说我怎么辩护，他说你给陈国栋写信；我说我怎么写，他说你就说我褚钰泉告诉你的，《文汇内参》第几期某某某怎么怎么讲的。他把内参上的这一段剪下来，叫我抄上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对他说：你怎么可以把绝密的材料给我，讲给我这个人听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你。结果我给陈国栋写信，后来陈国栋亲自批示，把这件事情完全转过来了。马达叫他来找我，因为马达知道是他告诉我的，说马上发一篇署名文章，就表示这件事情解决掉了。这以后才有了我后来的发展。

 

    孙东海（《文汇报》老报人）：我和钰泉同志共事了将近五十年。他进《文汇报》后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一直到办《文汇读书周报》他离开了我们文艺部。有将近十八九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就像小兄弟一样，互帮互助。在我看来他这个人有两个人格特点：一个就是外柔内刚，一个就

 

    是知恩图报。我觉得他的一生遇到过很多坎坎坷坷，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纪念他，我很感慨，一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给了他《悦读》这样一个平台，让他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对此我要表示感谢；一是感叹这个社会对这样一个人有好多不公。

 

    房延军（《解放日报》读书版原主编）：我来讲几句。我和褚钰泉是老朋友，当时他编《文汇读书周报》，我编《解放日报》读书版，我们是同道。我本来以为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当我看到这部书稿时，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只是十分之二三，十分之七八我还是不了解，这就是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昨天晚上我翻开《悦读》，看了几本，然后再想一想，写了些感念的话，下面我把这些话念一念。

 

    追思

 

    已是仲春了

 

    在这里

 

    我们追思一个人

 

    一个在冬天离开我们而去的人

 

    他是个书生

 

    纯粹的书生

 

    但他却不是

 

    沉醉在象牙塔里的书生

 

    当然更不是

 

    贩鸡汤的或犬儒式的书生

 

    他主编过一份报纸

 

    是为天下读书人的

 

    然后，他主编一本“关于书的书”

 

    也是为天下读书人的

 

    他是个安静的人安安静静地思索安安静静地看稿安安静静地编排他安静得像一块玉却不是冰凉的一旦你去触摸会感觉他的温润甚至炙热

 

    他是个有淑世情怀的人

 

    却从不大言炎炎，高谈阔论

 

    清谈不是他的嗜好

 

    而将坚守和担当视为本分

 

    他韧性地坚守着

 

    坚守着良知和理性的家园

 

    他勇毅地担当着

 

    担当起“燃灯”启蒙的使命

 

    他离我们而去了离我们而去了他点燃的灯传递的灯都还照亮着——那真相的灯，记忆的灯忧思的灯，警省的灯求索的灯，驱霾的灯道义的灯，睿智的灯当然也有博识的灯典雅的灯，怡情的灯以及常识的灯……

 

    那一盏盏灯由爝火汇聚的灯照亮在我们眼前照亮着我们的心灵

 

    于是，魂兮归来

 

    魂兮归来！

 

    我们又仿佛如见

 

    如见他的身影

 

    如见他的笑容

 

    陈思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我的人生道路来讲，褚钰泉先生是我的一个领路人，是一个老师。印象中，我当时开始发文章都是通过褚钰泉先生。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谈《伤痕》的文章，还有一篇是我毕业的时候，他主动跟我说“我给你发一篇大一点的文章，你有点影响，将来找工作方便一点”。我给了他一篇文章，评论赵本夫的小说。结果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被人批判了。当时《北京青年报》就有两个人发了一篇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我的观点的，当然顺带到赵本夫，认为赵本夫这篇小说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而我是说它好的。当时在徐州文化馆工作的赵本夫，就是因为报纸上发的那篇文章，他们单位就把他隔离起来了，隔离审查，说北京有人批判他，而且还开批斗会。赵本夫吓得已经把牙刷牙膏都准备好了，准备去坐牢了。褚钰泉先生跟我说，报纸发了也有人把稿子寄到他们那儿来，他把稿子压下来了。他说我不理他们，把稿子压下来就没事了。那是1981年左右。我这儿一点事儿没有。我没事情是因为褚钰泉先生保护了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还是留在学校里，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如果当时引起风波，也许我留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比较敏感，你惹出一点什么事，是比较麻烦的。

 

    钟桂松（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我跟老褚认识也快二十年了。我讲四句话表达一下跟老褚交往的感情、感受。

 

    第一句话就是，褚钰泉先生是一位可以倾诉的好朋友、好老师。这二十年来，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他打电话聊天，然后他跟我说很多很多的构思，我有一些想法、看法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我觉得这种关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是很可贵，也很稀有的。

 

    第二句话是，我觉得褚钰泉先生是一位不断启发作者的好编辑、好主编。因为我是浙江桐乡人，我老家的几位前辈，就是现代文学的几位前辈，我有这个便利。所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他们，现在一有时间就写点东西，老禇给我很多的指点。老禇最后一次跟我聊天，我还在跟他讲，他还在提示我，说你要写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写。他给我出了很多题目，他不断启发我。遇到这样一个好编辑、好主编，对我个人来讲真是一种幸福。

 

    第三句话是，我觉得老禇是一位有情怀的真正的文化人。我和老禇的交往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老禇身上那种文化人的情怀。跟他交往、聊天的过程中，你总能感觉到他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好，希望出版好，希望朋友好。

 

    第四句话是，我觉得褚钰泉先生是一位屡创出版奇迹的编辑家。《文汇读书周报》无论社会影响、文化影响、作者影响，已经是有目共睹了。老褚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编《悦读》的时候，我们整个出版界在这方面正呈现萎缩态势，他能把《悦读》编到这样一个程度，发行到这样一个水平，文章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我觉得真是一种奇迹。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刚才讲到褚钰泉他这个人，我感觉他是外圆内方、外柔内刚，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这么一个人，非常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有一种文化自觉，有一种方向感，就是我办杂志要干什么。他不是为了外在的东西，而是为社会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言论文化。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供批判性的言论文化。你要发现问题，要提供答案，要有科学准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我觉得褚钰泉办这个杂志，就在这方面体现出一种大格局、高格调。我还注意到一点，褚钰泉关注的是大问题。大问题也就是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命运、未来息息相关的问题。他寻求真相，还原真相，要中国人强化我们的记忆，不能忘掉那些不应该忘掉的苦难、罪恶。这种担当、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他不惧怕，我觉得他是非常智慧的。

 

    张晓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我稍微说两句。刚刚说褚先生七十二岁仙逝，说实在的确是令人扼腕，也是我们文化界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前面几位老师用比较多的篇幅说了褚先生和《悦读》的关系。其实褚先生主持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期间，正好是上海出版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对上海出版业的繁荣，褚先生其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觉得关于褚先生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期间的一些贡献，以后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掘。我们当年做出版的人，都非常在乎褚先生的“阿昌逛书市”。

 

    彭小莲（电影导演）：我觉得褚钰泉老师一直在发我的文章，实际上就是跟我进行一次很好的对话，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我那天听到褚钰泉先生过世的消息，真的很震惊。现在觉得最伤心的就是一种对话的消失，而且《悦读》其实给了我一种读书的姿态，就是你应该怎么去看书，怎么去思考，这是《悦读》给我最大的启发。不管是对记忆、对历史、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我觉得《悦读》都给了我启发，所以《悦读》就要“寿终正寝”了，我觉得很可惜。大家说，希望《悦读》能够再办下去。我觉得再办下去，总是会变味的，因为不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能出现像褚钰泉老师这样的编辑。他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工作，他把它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他很享受这件事情。因为我最终只见过他一面，在7月24号，是去年的夏天。当时我说“褚先生我们一起走走吧”，我也忘了他多大年纪了，就一直走走走，从文汇报社一直走到了延安路上的71路车站，一直跟他谈。我觉得他真的很开心，他说：“你知道吧，我真的很开心！”我说，“你不要自己再跑南昌去印、去编”，他说，“你不知道这种乐趣。”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我知道，就像我们剪片子的时候，根本就忘了时间，剪辑室很黑嘛，进门一点钟，等到出来的时候一看，天都黑了，已经十一二点了”。所以我就觉得，实际上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那种快乐，他的那种享受，是旁人不能理解到的。所以想到褚先生最后的十年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觉得蛮安慰的。

 

    潘向黎（作家、《文汇报》首席编辑）：我是褚钰泉老师的学生和同事，一半是学生，一半是后来的同事。我大学三年级到《文汇读书周报》实习。当时我跟他聊天，我说那个复旦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当时很幼稚，用一种很天真的口吻说，他真了不起，你知道吧，前两天我爸带我去他家，他说了什么什么，他真了不起。结果他马上说，别光说了不起啊，你去写一篇他的采访报道吧。我说：“我吗？可以吗？”他说：“你可以啊，你现在在实习，你就做报人应该做的事情，你学着做。”后来我就去拜访了朱东润先生，写了一篇大概两千字的文章。他就跟我说，你写得不错，看来你可以吃这碗饭的。

 

    以我当时的年龄和阅历，一个《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跟我这样说，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励，这个肯定甚至大过于后来我写小说，我出书，我得奖。因为那是一个人在完全蒙昧的、毫无自信的状态下得到的肯定。我觉得这是无意当中埋下的一颗种子，让我后来会当编辑。1998年我进了《文汇报》以后，我跟他说，我跟《文汇报》还真是有缘。他说，我说的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当时他脸上那种自豪的表情，真的让我相信，当一个《文汇报》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刚才听到大家对褚老师的很多评价，我非常认可。但是有一点，我的感受可能跟孙东海老师比较接近，跟很多人说他的温润，略有区别。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很有脾气，很刚正，是非常爱憎分明的，好恶很强。他在报社大堂里碰到我，就是在他没有做《悦读》之前，他经常会叫住我，讲很多他所看到的、他所遭遇的，就是那些很令人扼腕的、不好理解的人和现象。他说完之后，跟我讲，你想得通么？我也只能回答他说，我想不通。他说就是啊，就是这样。而且他一再跟我讲，现在只有两种人混得好，就是“二拍”，不是《三言二拍》的拍啊，他说你听好，是“拍马屁”和“拍桌子”。拍马屁的人领导受用；拍桌子，就是有点不公正的待遇到他头上，他就找领导拍桌子，领导也怕的。他说，我一辈子就吃亏在不会“二拍”，既不会拍马屁，又不会拍桌子。他说你说我不倒霉，谁倒霉。

 

    褚老师的两种表情，我印象非常深。一种就是说“不是这样的杂志我不办”、“当然了，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的时候；另外一种就是他说“我不会‘二拍’，我不倒霉，谁倒霉”的时候，就是那种很郁闷的、很愤慨的表情。后来我也就不敢再问他：你觉得你给我灌输的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还是么？我不敢再问，因为我觉得很残忍。

 

    主持人：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今天下午的座谈会，可以说是哀思如潮，情深意切，我们在一起共同回忆了褚钰泉先生的品格，一起研究了褚钰泉先生的编辑思想，以及《悦读》的风格。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褚钰泉先生是天下最好的主编。

 

    （本文据座谈会现场录音及速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