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写作技术上的某些缺陷处理起来并不难，问题往往出在作品的思想政治和艺术倾向上。恰恰《白鹿原》在创作的思想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往往会伴随着某种代价。

    ——时任《当代》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常振家忆及当年看到《白鹿原》文稿后激动不已又顾虑重重，幸运的是他没有错过这部作品，最终刊发（《北京晚报》“艺评”2016年5月3日，《〈白鹿原〉发表时的那些事》）。

    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

    ——主攻宋辽金史研究、主持修订点校本《辽史》修订本的历史学者刘浦江生前曾对上世纪《辽史》点校本的不足有所分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8日，《〈辽史〉的纂修与整理》）。

    感谢香港的郊野，让我在这个大都会的边疆获得充裕的时间，学习这堂城市的自然美学课，进而认同一个地方的生活文化，关心其未来的生态环境发展。……其实我的创作不仅仅是“徐霞客式”东方的写作，还有参考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式笔法，可谓“中西结合”。我的企图心很强的，想同时记录这个城镇和吸引大家关注，当然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笑）。最起码是一种生活价值的寻找和追求。我很在乎郊野与城市的关系，我认为郊野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点缀式的公园，应该有更多样的郊野出现。

    ——醉心自然、城市风物的台湾作家刘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呈现给读者一个高楼大厦、繁华喧嚣之外的郊野香港（《晶报》“深港书评”2016年4月16日，《刘克襄：在香港的郊野上一堂自然美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