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五九”，国耻日由此发端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递交了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恫吓中国政府“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山东问题、南满及内蒙东部问题、汉冶萍公司问题、沿海岛屿问题和对全中国的控制问题等五号。特别是第五号内容，“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日本妄图通过这些内容在事实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对内的控制权。（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受“二十一条”中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和第五号中有关福建问题的要求。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所有要求，并于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五七”或“五九”被作为国耻纪念日载入史册，其中，“五七”是指日本政府下达最后通牒的时间，“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时间。（《五四运动史》（修订本））

    据罗志田的考据，1915年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穆藕初致电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学校，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江苏教育会通过全省学校，以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全国教育联合会后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万山丛中、交通闭塞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发起了以纪念“五七”“五九”国耻为主题的国耻主义教育，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师范生等师范教育知识群体，在国耻主义教育上表现出近乎完全的一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施行共和教育的一次极好的检验。

    章昭煌在“二师”求学时曾撰写二十多册日记，他在1915年至1917年的十二册日记封面上都写有“尔竟忘五月七日之日本哀的美敦书乎”“毋忘国耻”等显著字样。据章昭煌日记记载，1915年5月16日，他在晚间散步时即听到汪师言“二十一条”内容，引发内心焦虑。

    章昭煌和程应鸣的日记同样记载了随后一周(即5月23日)胡晋接校长就“五九”国耻所作的专题训育的内容。程应鸣日记的记录尤为生动。胡晋接在向学生痛陈“二十一条”内容后，启发师范生“雪耻”的抱负和责任：

    呜呼，痛矣！吾国人于此大病之后，若不自振拔，以图雪耻，其何以为国？吾愿国人时时以五月七日之哀的美敦书置之于心，诵之于口，而不可一刻忘之也！吴王夫差可以为法矣。今天世界上之国家可分为二种，一所竞争国，一能竞争国。吾国之此时即所竞争国也。吾国民人人当奋发自强，一变而为能竞争国，是则师范生之责也！故当猛省而益自淬砺奋勉，以为国家济变图强之用。（周文甫主编：《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

    程氏次日作手工时，即看见手工教室墙壁上贴有两张标语，内容分别为：“愿我同胞永记国耻”“快快救国”，并在日记中感慨：“二者皆为呼醒国民之爱国心也，吾人其忘五月七日之哀的美敦书乎？！”（《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

    据程应鸣是年9月19日的日记记载，胡晋接校长以“国耻问题与全国师范学校之关系”为题作专题训育。胡晋接由“国耻”谈及“雪耻”，并进而论及师范生的职责：

    今日国家欲与世界列强共立平等地位，必使国民程度与列强国民程度平等，而后可欲使我国民足与列强国民程度相左右，非普及国民教育不为功。是知国耻与全国师范会议之关系也……而欲养成国民教育必先养师资，而后可造新民国、师资维何，则师范生也。故将来吾国能与列强竞争则师范生之功也，若仍受侮，亦师范生之咎也。由是观之，国耻问题与全国师范会议不有密切关系哉。此全国师范学校会议至为深远也。（《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响应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在1916年—1919年每年的五月九日，陆续举办“五九国耻”纪念会，校长、教务长和各位教师纷纷发表“国耻教育”的主题演讲。章昭煌、程应鸣的日记对此皆有详尽的记载。譬如，程应鸣1917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当日情景：

    1917年5月9日（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晴

    起身如昨，早体操后读国文，早膳后因今日为国耻纪念日休业。八句钟开会演讲：（一）校长谓中国人之通病在缺乏自治力，吾人当注意个人自治然后方可雪耻。（二）丁捷臣先生说中国之国耻并非止前年日本一事，以前中国最大之国耻割台湾、澎湖，开吾通商，即五月八日事也，故吾国之国耻几无日不有也，均于此日总纪念之。吾等必止此日而后雪耻矣。（三）胡淮甫先生谓：普之胜法，日之胜俄，均不归功于将卒之用命而归功于小学教员，故小学教员之关系于国家不小，故小学教员以能造就国民为责任而后国耻雪也。（四）沈度如先生言国耻之由来均由于国人之不负责任，故以国耻为耻，毋宁以不能负我之责任为耻，苟人人若此，即国家强矣而耻亦雪矣。（五）余学彭先生谓，纪念国耻无不以日本之事为最痛心之事。余谓不然，乃谓最可希望之事。孟子云：“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事正为良好之教训也，而最痛心者，则莫如吾国后来之状态，不观乎去年五月九日正为争帝制之时髦不纪念国耻，此事不堪痛心乎？（六）黄梦飞先生谓，中国致耻之原由于我国人无耻五分钟热度，与乎生计困难人心腐败。雪耻之方：一、希望诸位勉为教育人才；二、希望诸位勉为经济人才；三、希望诸位勉为地方自治人才；四、希望诸位勉为实行人才，欲雪耻必如此四者实行之而后可。（七）毕醉春先生说日本之外交手段颇令人敬服，特其施于我国，故又不得不可恶，今日彼又惧后来之祸而与吾国亲善，表面视之，一若可亲者，而其实皆为己不可靠也。（八）胡景磻先生宣读，休城天主堂曹慕堂先生对于本校全体学生之忠告书，洋洋数千言，中国之情形及师范生之责任说之弥遗，后唱国耻纪念歌，遂闭会……（《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

    “二师”1917年的“五九”国耻纪念会，校长和诸位教员从历史、外交、义理、辞章等多个角度阐发，洋洋大观。亲临现场的师范生程应鸣在日记中对此记载完备，可见这场“五九”国耻的纪念会对学生教益的深刻，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国耻教育”成果所在。

    又如章昭煌1919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二师”当年“五九”国耻纪念会的盛况。除了校长和诸位教员的演讲之外，还邀请了在南通州经商的歙县商人吴霭迟演讲，介绍在商业上遭受日本商人的盘剥。与此前三年的“五九”国耻纪念会相比，“二师”1919年的“五九”国耻纪念会有着特殊的意义。1918年底，欧洲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但在次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意欲将德国在华权益转给日本。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各个爱国学生社团即准备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民众示威游行。后行动提前至5月4日举行，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发端。正如周策纵的评论，“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美]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等译，欧阳哲生审校：《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五四”的爆发，是“五七”“五九”的延续，同时也给“五七”“五九”的国耻纪念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章昭煌在日记中记载，胡在渭（景磻）先生在纪念会上作国耻主义的教育为救国之大本的演讲，给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二师杂志》第六期，刊发了胡在渭在国耻纪念日讲演的全文——《国耻主义之教育》。

    我国志士卧薪尝胆欲雪斯耻者有人矣。定纪念日也，开纪念会也，立纪念碑也，募集救国诸金也，提倡抵制日货也。奔走呼号，声嘶力竭，志士之所为，不为不热心矣。然试问其效果竟何如乎？一耻未雪，一耻又来。旧恨新愁，纠缠不已。今欧战告终，我同胞泣诉于巴黎和会，亦未见有若何效益。……今欲为根本的、普遍的雪耻之策略，舍乞灵于教育，末由也已。

    胡在渭认为，以往国耻纪念活动的效果微乎其微，巴黎和会的失败即是明证，要根本的雪耻，必须“乞灵于教育”：教育可以灌输国家思想、国耻观念于国民，教人“知国耻”；教育可以教人从根本上准备各种实力，教人“雪国耻”。也正因为教育在教人“知国耻”和“雪国耻”上的作用，“振与教育”以及“振与国耻主义之教育”被视为救国的根本的、普遍的策略。胡在渭在论文中系统提出，由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系统施行国耻主义教育的主张，并分别提出施行的具体方法。

    按照他的擘画，学校教育可分为教授和训练两大方面。教授修身，要注重国民必备之人格、为国牺牲之主义，养成学生之爱国思想，鼓吹学生之救国志愿；教授国文，教材要注重国耻事实及亡国殷鉴；教授习字，要注重用国耻纪念范本；教授算术，应用问题之材料，要注重我国历来失地赔款漏卮及外人所经营之铁路航线矿业等之计算；教授历史，要注重历来国耻痛史，并利用其书图，又注重救国雪耻之模范人物事略，并利用其肖像；教授地理，要注重失地借地及外人所经营之铁路航线矿业等在地理上之关系，并利用国耻地图；教授博物，要注重动物之畜牧、植物之培养、矿物之开采，发展实业，挽回利权；教授手工，一面注重国产材料工具之采用，一面注重工具及普遍日用品国耻纪念品等之自制；教授图画，一面注重国产画纸颜料之购用，一面注重普通实用画及国耻纪念画等之自绘；教授体操，注重国技之提倡、兵式之教练、童子军之组织及关于国耻主义之游技；教授唱歌，注重国耻纪念歌以及其他关于国耻主义之歌词。

    在训练方面：校训，要注重养成雪耻必需之德性；朝会，所唱之歌词须有毋忘国耻之意；训话，时时以奋发向上立志救国相劝勉；揭示，平时注重关于国耻主义之格言，遇适宜之机会揭示国耻；图书室，多置关于国耻主义之图书，教员辅导学生课余阅览；阅报室，多置关于国耻主义之报纸，教员辅导学生课余阅览；国耻纪念会，每年五月九日，开会、讲演、唱歌，其他纪念日不必特别开会，但须特别揭示或特别训话；国耻纪念物，关于国耻图表屏联及救国雪耻模范人物之肖像等悬挂各室中；服务，须有级长、室长、值日生及各场所照料生等之任务，练习自治能力；作业，须有学校园、工艺部、贩卖部等之作业，行农工商之实践，尊重劳动主义；储蓄，须有储蓄部之组织和存款、放款之办法，养成学生储金救国之观念。

    家庭教育，要注重国耻主义之家训、国耻主义之字书、家庭职务、家庭经济和组织家庭教育会。社会教育，要注重发行国耻主义之通俗报、组织阅览书报之机关、组织国耻主义之宣讲团、国耻主义之改良戏剧。（《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6期）

    胡在渭设想的施行国耻主义教育的方法，具体而微却又自成体系，特别是他对学校教育在教授和训练两个方面的细节要求，谆谆教诲之中，拳拳爱国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如果说胡在渭在微观层面阐述如何施行国耻主义教育，胡晋接校长则从共和主义的高度提出“新公民教育为雪国耻之根本”的论断。胡晋接认为，新公民应具有自立性、互助性、爱公性、向上性等道德，具有法制、经济、历史地理、工艺、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在体质上精神饱满、体魄强健。胡晋接对师范教育承担新公民教育的使命寄予厚望：“诸生皆师范生，负有制造第二代公民之责。诚能认定新公民敎育，为雪国耻之根本方法，各于修学时代，先第二代公民而养成公民人格，以为将来实施公民教育之准备。庶吾国有富强之，而国耻亦不求雪而自雪乎！”（《黄山钟》第一期）

    “二师”对国耻主义教育的倡导和实施，对师范生柯庆施以深刻的教益。柯庆施在1919年的5月9日写有《国耻纪念日之感想》一文，把注重国耻教育作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故能救我国于危者，第二代新国民是赖！而第二代国民之能雪耻与否，全恃教育之能力焉”。柯氏所作此断语，完全符合师范生的逻辑和气度。他继而从“耻耻之心”和“实力养成”的角度，阐述雪耻必须依赖教育：

    盖耻耻之心，人之所固有者。若少时在校教师能极力发挥之，则耻耻之心不至为外物所夺而得以保全且光大之。此其所必赖教育之一理由也。儿童在校，时时与师长相处，师长能时时以国耻事实告之，乃语以外人之如何侮我。久之则儿童耳熟心热，报仇之心油然而生，并时时注意养成儿童种种之实力，使得以实行雪耻。而无种种之实力仍属空谈。若体力耐力智力勇力等皆须有以养成之，而使其十分发达也。此亦其所以必赖教育之一理由也。由是观定，则雪耻之必须赖教育者。（汪太戈先生整理之柯庆施青年时期日记、作文）

    自“五七”“五九”，进而步入“五四”，其衍变进化的逻辑草灰蛇线，是共和教育、国耻教育施行的题中应有之意。未几，为雪“五九”国耻的师范生柯庆施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加入“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柯庆施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的两张交费收据保存至今。一张单据长约三寸，宽约寸余，为长方形油印的收款格式，上面用毛笔填写：“今收到团员柯尚惠君五月份储蓄叁角正。此照：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三角”二字上盖“徽州救国十人团”正方形红色印章。另一张收据使用的是宣纸，长约23公分，宽10公分，编号为“救字第八号”。上书：“今收到团员柯尚惠君七月份储蓄费洋零元叁角正。此照：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徽州救国十团笫一团具。”上面盖的红色印章约2.5公分见方，印章为篆体字,印章上“徽州救国十人团”的字迹清晰。（汪太戈先生整理的柯庆施生平资料）

    “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时学生和劳工动员组织的典范。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组织讲演团，分段分组展开游行讲演活动，每组十人左右，称为“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分为主席一人、调查员一人、编辑一人、纠察一人、财务一人、讲演员五人，各司其职。“救国十人团”负责与所在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联络，而学校性或地区性的学生联合会对各省学生联合会负责，而各省学生联合会则对中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据“五四”时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回忆，“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由北大事务主任、并负责《每周评论》发行工作的李辛白在“五四”时首先提倡的。李辛白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李辛白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救国十人团”的形态后来由北京扩展到各地，成为学生和劳工行动组织的核心。“救国十人团”的号召大大超出了首倡者的预想，在短短一两个月之间，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边疆偏远城市都有了迅速的扩展。这是因为，他们的号召不只是一般地提到救国的任务，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方法和组织。“救国十人团”在形式上借鉴了“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的保甲制，“以这种民众熟悉的组织形式顺势反击，把它变成了从下向上层层垒积起来的民主的组织”。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对“救国十人团”的动员组织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用为了共同的大义团结起来，一面互相鼓劲，一面前进的连带责任代替了为了统治者保证剥削和治安的连坐制，而且，在明确指出当前的具体行动目标（消极的责任）的同时，也提出了通过储蓄达到国民经济自立这样的长期展望（积极的责任）。也就是提出了人们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上，作为主体参加当前的爱国运动，通过与无数同志一起积蓄零碎的资金而直接参加中国的自立和富强的可能性。”（[日]小野信尔著，殷叙彝、张允侯译：《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动员方式，自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辐射到交通闭塞的徽州腹地，并被迅速接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检验了“二师”共和教育、国耻教育的成果。

    通过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个缩影，师范教育家、师范教师、师范生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师范教育知识群体”，在国耻教育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尽管后来发生了柯庆施等进步学生因参与学潮而被“二师”除名的插曲，但不可否认，造成柯氏思想激进转变的根源不在他者，恰恰是“二师”以及胡晋接自身。“二师”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共和教育，特别是“五七”“五九”国耻教育，对包括柯庆施在内的师范生造成了刻骨铭心的影响。“五七”“五九”国耻教育必然会孕育“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只不过学生激进转变的态度超越了校方所能接受的范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