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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记·儒行》云：“多文以为富。”这勾画出大儒的风范。而今读书人，进入儒的境界的人几近于无，多为市井小雅，便无“多文以为富”的那个心理屏障，便被乌纱诱、被金钱美色诱，弄得心中忐忑，自秽自惭；若遇时机，便成官场中小走卒，钱场中小仆役，肉场中小掮哥。信然。
大儒大雅须有自己的品格。
郑逸梅有自己的品格：“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他有儒的风骨，心理不失衡，静对内心，写出了辰星般繁丽的文章，成为“补白大王”。他之补白，不是补字纸之空白，而是补自己时光的空白。人生无空白，便无失落，还追逐身外物象作甚？
安享于“纯洁的精神”。
2聂绀弩以为，人在“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之境，一样有山川日月，一样有可歌可泣的人生。这话可信。因为聂氏是经历中人：他被划为右派，在北大荒的“劳动改造”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山西坐过七年多的牢。其经历，“坎坷”二字已不能形状。却从未作自我哀怜，从悲苦中悉心体味生命的甘味，以“滑稽亦自伟”写出了乐观、浪漫，浸透着生命温暖的《散宜生诗》。“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语)
其独一无二，便是苦难中的妩媚。
“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是吴梅村送吴汉槎流放东北时写成的句子。梅村未到过东北，把东北想象得太坏，感于自己是个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已吃不起陌途之苦，所以清廷要他做官，就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从此，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便塌了骨架，失了往昔那高标的风采。聂绀弩悲叹：
“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敢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得多啊！”（《写出来篇答舒芜》)
文人的柔弱，多不是怕死，而是畏苦。苦不堪言是也。后继的文人，若心有踌躇，便读一读苦难的花朵《散宜生诗》，若依旧踌躇，索性不做文人吧。
3“所以贵我生，岂不在一身？一身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为陶渊明的一番感慨。
这番感慨是人的感慨，不是隐士的感慨。
人生一世，只有一身，且“倏如流电”，过了这个树，就没这个店，现世人生，愁苦再多，再不尽人意，亦不可轻言出世，须好好体验一遭才好。同意徐诗荃的说法，他说：“叫芸芸众生趋向毫无所得的仙佛，修往另一世界，骗去一生的精力和光阴，究竟是仙道，佛道，而非人道。而和尚道士之话，多是鬼话，不宜说给人听的。人生自有人生之价值和意味!”(《泥沙杂拾》之五)
去年的《读书》杂志颇发表了几篇关于“归隐”的文章，推崇“大隐隐于市”的观点，并以陶渊明之隐为设论之据。但作为“古之大隐”的陶潜，居然说出了如上一番极入世的话，不知论者作何感。
眼下，新旧体制交替，市声繁嚣，世象纷呈，已使习惯于旧体制的文人顿感不适。然稍感不适，便生怨尤，便觉无奈，便求归隐，透出文人的落伍与无用。若自己无真心归隐，却大作“隐”之鼓噪，怂恿别人去隐，让别人远离温厚的人类情感，在枯寂黯淡的苍茫之途作无益消磨，而自己却在烟粉纸醉中陶浸，最起码，亦是一种恶作剧也。
不是不可以隐，而不是时候，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拼搏大苦难之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人生已有太深切的体验，对苦难已不屑作不痛不痒的评说，隐也。
4初读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不禁有些惊异：那个为报父仇的少年，在寻找仇人的漫漫时光里，在想象中与那个未曾谋面的仇人对话，居然感到了仇人那不凡的情怀，以至于爱上了仇人，希望被仇人杀死。与仇人相晤后，果然失去了复仇的激情，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心灵找到大慰安。
生活怎么能这样？！
巴人在其《哭》中写道：
“有友人死了父亲，觉得非常悲痛，然而哭不出。在父亲的灵前，看亲族皆放声大哭，于是觉得为人子的自己，也非一哭不可，然而偏哭不出。——越哭不出，越觉责任重大，应该哭；终于欲仿效别人哭声，进而欣赏别人哭声，忘掉了自己的悲痛。”
这是个奇异的情形，然而却是一个真实：日前家父仙逝，自己正经历了这般情状，感到生活本身，常出人常理，超人想象。
生活是有道理的，而又是没道理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
忘却宿仇，而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是没有道理的；却暗合了佛教“冤亲平等”的思想，在大慈大悲大恶大善的递嬗中，让人看到人类的希望，便又是有道理的。丧父而不哭，是没有道理的；但悲痛之巨只有自知，示人何益？况身后的责任正重，比悲痛更具实在的份量，哭不出，便又是有道理的。
大彻悟的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仅四个字：悲欣交集。人生不过“悲喜”二字：大悲大喜，小悲小喜，不悲不喜，亦悲亦喜，悲中有喜……悲喜一世，没有例外，有什么大不了的？
必须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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