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超越

    对乾嘉学术，以前没有深入了解；近几年编辑《严复全集》，读到严复在甲午战争后写的几篇文章，对乾嘉学术产生不少误解和偏见。严复将包括乾嘉学术在内的传统学术文化一概斥为无实无用之学，宜束之高阁。严复是中国最早的科学主义者，将英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但严复从乾嘉学术里面没有发现科学精神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根芽。

    读完《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之后，我们发现，在严复身后，他的信徒胡适们却从乾嘉学术中发现了丰富的实证主义方法和科学主义思想内核，也开掘出自由民主思想的矿藏，与外来的西方现代思想合流而成五四精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和社会思想现代性转型的传统思想内驱力。本书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说法，我们今日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

    乾嘉学术与五四思潮合流的共同精神是什么，无疑是科学与民主，是反传统。虽然乾嘉学术里面没有明晰“科学”“民主”这两个词，但经过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开掘，越来越彰显出来。本书成功地勾勒出这个彰显的脉络，由旧学术的草蛇灰线到新思潮的绘声绘影，让我们能够分明、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潜伏的科学精神和自由民主思想。但作者并不是止步于章、蔡、梁、胡的成果，而是对乾嘉学术矿藏做了进一步的开掘，对其学术精神和思想价值有了新的认定——以道论求解放的自由民主思想、人文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古典人文知识增长，从而实现了对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超越和推进。

    （一）以道论理解解放——乾嘉学术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根芽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清代学术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复古为解放”。复古又分四个步骤，最终使人从孔、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之所以能着着见效，实则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启之。

    读完《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全书，我认为梁启超的这一洞见，实可作理解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清代学术思想的一把钥匙，甚而可以藉此理解中国学术的演进历程。此点，在本书中可以找到自证：早在1910年，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表彰戴震揭露了宋学导致“以理杀人”；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高度揄扬戴震学术思想成就，1923年又写《戴东原哲学》；胡适写作《戴东原的哲学》也是在1923年，都体现了乾嘉学术与五四思潮的合流。而作为戴震四传弟子的章太炎，早在清末就“订孔”“诋孔”，思想基因与乾嘉学术一脉相承，其《订孔》《原经》等文目的就在于说明孔子只是良史、史家宗主，将孔子从圣人的神坛上拉下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此当有一定的关联，而不仅仅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梁启超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思潮之本质绝相类，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胡适充分肯定戴震痛斥宋儒“以理杀人”这一观点的进步意义，还间接地揭示了戴震伦理学有追求自由的倾向。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对于梁启超、胡适学术思想的超越和推进，在于对戴震“道论”的探究和新解，从而更能理解乾嘉学术对于宋明理学的反动与解放。戴震“道论”是以复古求解放的形而上学思想基础。

    胡适紧紧抓住戴震哲学中“道”的概念并详细解释：戴震所说的“道”字，含有两种意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胡适认定，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是一种唯物论。这种唯物论的基础是气一元论，因而是一元的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

    本书接着胡适讲而有所超越，作者认为，戴震晚年作《孟子字义疏证》，分别从天道与人道两个方面，阐述了道的特征，专门列出了天道与人道的条目，既看到天道与人道之别，又阐述了人道与天道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批评了宋儒将仁义礼等伦理法则客观化，将伦理法则与具体人伦日用行为两分，最终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导致蔑视具体感性生活的伦理学思想。

    本书指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的“道论”思想，在综合了传统气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程朱理学天理思想体系的解构，以《易传》与《中庸》的“道论”思想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创立了“融合事实与价值”的新“道论”思想体系。其哲学思想是通过回归先秦儒家的复古方式，超越宋明理学的思想框架，实现哲学上的突破与创新。通过古老的经典权威来反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遏制人的感性欲求的近世哲学——意识形态化的宋明理学的权威，从而在哲学形上学方面表现了“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倾向。

    （二）以广义语言哲学理解乾嘉学术的科学精神——人文实证主义

    梁启超阐明了戴震学术的科学精神和伦理学方面的现代精神：善疑、不盲从权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求真求是之精神；追求客观的理义，反对主观的意见；情欲主义，自由意志。

    胡适为了在中国提倡科学的精神而从戴震哲学中去寻找可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源头活水。他认为戴氏是一个科学家，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将科学精神运用到哲学上，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情的分理条则。

    我认为，本书对戴震与乾嘉学术科学精神的揭示，超越梁、胡之处，在于以广义语言哲学研究乾嘉学术的考证方法。语言哲学的研究，揭示了乾嘉学术的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的内容，最能体现本书的价值。本书指出，戴震实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试图把哲学思考建立在明白无误的语言分析的基础之上，展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未有过的概念自身的明晰性，在哲学的论证方式上有所创新。戴震通过对经典命题的句法分析，比较准确、客观地理解经典的原初意义；从文字的发生原理出发来把握文字的意义，进而通过文字去理解古代的语言。戴震借助的工具是当时人们奉为圭臬的语言、文字学（小学）方法，从广义语言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解构宋儒理论的权威性。本书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力求通过文字、典章制度、语言的工具来获得经典解释中的客观性的方法，命名为“人文实证主义”。

    本书指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形上之“道”，而只是强调人们应当通过广义的语言工具，以实证的方式去求道，反对宋儒思辨型的哲学思考方式。这与西方20世纪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路非常不同。因此可以说，戴震只是反对宋儒凿空而言道的方法，强调必须依赖文字、语言的工具以达到对存留于《六经》中的“道”——真理的准确把握。戴震这一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论观点，虽然还很难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强调语言之于思想的作用的观点相比拟，但在中国古典哲学时代能提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光辉思想，而且比海德格尔以及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早二百年的时间。戴震的思考是深邃的，具有前瞻性的。

    当然，对于戴震们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也有胡适阐述较多，而本书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没有充分研究者。例如，胡适文章《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详细评述了乾嘉学术运用的归纳法，其最为著名的治学理念“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从乾嘉学术方法归纳法中得来的；胡适认为归纳法的运用，首先基于假设。

    胡适毕竟是一位清醒的实用主义的科学主义者，他认识到人文学术的非现实功利性，而当时的中国更为迫切的社会需求仍然是自然科学的昌明。《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科学方法，只是成功地运用于哲学、语言学、校勘考据和考古研究。“方法虽然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在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他劝告青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

    胡适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虽然具备科学性，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其所运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也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本书作者没有引用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但将乾嘉学术的新哲学方法，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或许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胡适的认识可以看作对本书观点的印证。

    按照通常的写作设计，首先应是对戴震和乾嘉学术的内容及其学术成就作系统、深入的述评和研究，再阐述其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系和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然后或可介绍近代迄今的研究情况。本书反其道而行之，从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入手，表明本课题研究，不是零起点，而是沿着前人开凿的阶梯继续攀援，登高望远。本书回顾了梁启超、胡适、侯外庐、萧萐父、钱穆、熊十力、冯友兰等多家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在明清学术、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一系列尖锐对立的观点。本书的成就来自对学术史成果的研究与超越。

    本书120多万字，涉猎广泛，上下数百年，网罗几十家，十分繁富，结构难度相当大。作者精心结撰，避免平面铺陈和线性展开，而选取纵横交错、回环往复的路径掘进，最后放眼世界，进入更为开阔的比较视野，从而为未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埋下伏笔。期待着吴根友教授及其团队更为辉煌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