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略特与德国文化的相遇相知

    乔治·爱略特是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她笔下的英国乡村生活也已成为英国国家风貌的明信片。然而，这位长于描写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女作家却是位地地道道的德国通。德国文化不仅影响了爱略特的生活志趣，也进入爱略特的小说世界，成为她反思英国人生活方式的参照。

    乔治·爱略特本名玛丽·安·伊万斯，1819年出生在英国中部的沃里克郡。她的父亲罗伯特·伊万斯出身木匠家庭，凭着头脑灵活、臂力惊人的本事帮人经营农场。母亲是父亲的继室，出身于富裕的农户家庭。童年时期的爱略特普普通通，没有显露出人们想象的天才迹象，她的父母也没有刻意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把她送到寄宿学校。1841年，22岁的爱略特有幸结识了查尔斯·布雷夫妇，一步踏进考文垂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在当时名声不大，并没有英国文学重镇爱丁堡的影响力。好在考文垂文化圈历来亲近欧洲大陆文化，爱略特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乔治·亨利·刘易斯，还认识了德国哲学家施特劳斯的一位好友布拉班特博士。原本布拉班特的女儿要翻译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因为婚期将至，不得不搁置，因缘际会，爱略特接手翻译此书。这是爱略特一生中第一次摆弄文字，而在这第一次的文字经历中，她就与德国哲学相遇，命运似乎有意让她与德国文化亲近。翻译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翻译这位德国哲学家的作品尤其费力。爱略特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说道，她常常感到心情沮丧、无聊透顶，仅仅是不想让功夫白费才硬着头皮对付下去。这项工作从1844年开始，足足持续了两年，到1846年此书付梓时，爱略特感到自己已经患上了“施特劳斯晕眩症”。看来，德国哲学的厚重意蕴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了。

    毕竟现实中的德国不同于文字片段中的德国，1854年爱略特有机会亲身领略德国文化。她与刘易斯去魏玛拜访歌德的故居，为刘易斯的新著《歌德传记》收集材料。初到魏玛，爱略特有些失望，魏玛的城镇远没有她想象的王庭气派，反倒像一个边陲商业小镇。街上倒是有不少商铺，不过这些商铺也就是英国外省的水平，出售的各色货品都用粉笔写在门前的小黑板上。道路上也时不时传来车马的声音，可这声响与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无关，只是因为车上安装的弹簧少，声响才很大。如果说魏玛在文化领域扮演了当代“雅典”的角色，那它实际看上去只能赶上“斯巴达”的物质水平。爱略特不敢相信歌德居然曾住在这样单调、没有生气的小镇，那些攻击歌德攀附权贵、谄媚宫廷的说法不攻自破。然而，只需一次散步，爱略特的不满就烟消云散。当她徘徊在魏玛蜿蜒的园中小径，静静看着夕阳沉入种着庄稼的小山坡时，她顿时醒悟过来：这里不是英国，不是喧嚣繁华的英国，也不是“人人拥挤着、向上攀登”的英国；这里是德国，是“歌德、席勒、赫德、维兰德的德国”。也正是在席勒、歌德的故居，她找到了浓厚的德国性。

    拜访席勒故居是爱略特珍贵的回忆之一，她在游记中写下这样几行字：

    小屋有三个窗子，两个对着街道，一个对着邻居的小花园。书桌是席勒十分喜爱的物件，在一封写给朋友（Korner）的信中他专门提过它。席勒生前总是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放着熟透的苹果，就是为了能闻到那种香气。书桌正对着那扇面对小花园的窗子好让阳光投在他的左手边上。房间的另一角陈设着一架钢琴，钢琴上放着吉他，吉他上面挂着一幅描摹得不怎么样的意大利风景画，它对着的那面墙上也挂着一幅不怎么样的画。我突然有一种怪异的冲动，真想摸摸那架小钢琴的琴键，在上面试弹几首曲子。这架钢琴看上去饱经沧桑，好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她曾经能唱出动人心弦的曲子。

    在爱略特的文字里，席勒仿佛她相知多年的朋友。她知道哪个是他心爱的物件，她知道他写作的时候习惯靠着的窗子——只有在那个窗子旁他能抬头看到阳光、低头看到邻居的花园；她知道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平时也摸摸吉他；她知道他喜欢描摹意大利风景画，就是总也画不好，可是画不好也要挂出来，不管朋友们如何嘲弄；她甚至知道他不为常人所知的那个小怪癖——他偷偷在抽屉里藏苹果。站在席勒的小屋里，爱略特禁不住突来的情感，想要去摸摸那架钢琴，仿佛琴音可以穿越时空触摸到逝去的友人。又或者，突然之间，席勒走进房间，仿佛刚刚只是去找要给她看的诗篇。爱略特对席勒的追思好似缅怀一位亲密的朋友，尽管他已离开，却不时回想他生活的细节可爱之处。

    爱略特对歌德的追思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对古往今来最伟大作家的缅怀。她是一位信徒，而他是朱庇特神一样的人物。

    一个国家能对它的逝者表达的最合适的敬重就是把他们的故居变成公共的财富，变成一个可以时常提醒人们去缅怀曾经赐予我们不朽思想、不朽壮举的伟大灵魂的神龛，他们时刻都与生活的琐碎、世人的庸俗和世界的繁忙斗争。而歌德的书房只向少数人开放，这确是一件憾事。能参观歌德的书房真是幸运，我们眼含着泪水，模模糊糊地凝视着这间平凡的书房，它有两扇小窗，里面没有一件摆设是为了增添屋子的奢华或美丽。阴暗的卧室里摆放着他辞世时的那张床，还有他早晨起来边啜饮咖啡边阅读时靠着的那把扶手椅。普普通通的书架上摆放着书，书里夹着他批改的纸条。面对着这质朴地已经透着贫寒气的书房，我联想起司格特在阿伯兹福德的书房，那里有雅致的哥特风格饰品，有舒适的卧椅，还有带着彩绘玻璃的小教堂，两厢对比让人慨叹。

    在席勒的屋子里，爱略特还能稍稍松弛，来到歌德的故居她则完全沉浸在对歌德的崇拜之情里。在爱略特的文字里，歌德似乎离我们很近，每一件物品都留着他生前的气息。她想象着歌德是如何度过早晨，如何批改文章，想象着他生命最后的情景。歌德离我们又很远，我们不知道他闲暇时是否也张望窗外的景色，朋友拜访时也要弹两首曲子，我们摸不到他的脾气，感受不到他的喜怒。这是因为，在爱略特的心中歌德是神一样的人，我们虽然能看到他生活的地方，想象着他怎样度过一日的时光，但我们无法走进他的精神世界。爱略特说歌德的居所像神龛，确实，我们来到神龛不能指望摸到活的东西，靠感官无法接近他不朽的灵魂。这就是爱略特对歌德的感情，是一位作家对另一位更伟大作家的敬仰之情。

    吸引爱略特的不只是德国的文学，19世纪的德国还有一样东西享誉欧洲——李斯特和瓦格纳的音乐。在伦敦的时候爱略特就听过李斯特的盛名，伦敦人爱他的音乐，称他是“钢琴家中的大魔法师”，可是伦敦人厌恶他的人品，认为他与欧洲的一些伯爵夫人交往过密。在魏玛，爱略特与李斯特结识，她爱他的艺术，更爱他的人格。认识他几个小时，她已被李斯特的谈吐与见识折服，认识他几个星期后，她写道，“这个男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他总是那么认真，天生有一种混杂着果敢与柔和的品质，能激起人最温柔善意的感情”。

    李斯特的神情相貌实在令爱略特难以忘怀，在写作小说《丹尼尔·德隆达》时，她以李斯特为原型创造了钢琴家克莱兹梅尔的人物形象。小说里，这位来自欧陆的钢琴家完全不理会英国中产阶级的人情世故，他公开与出身贵族的女学生恋爱，哪怕舍弃对方嫁妆也要与爱人相守，这与小说主人公为名誉、地位结婚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让英国中产阶级的婚恋观无地自容。爱略特透过李斯特—克莱兹梅尔的眼睛审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以欧洲大陆人的视野看到英国文化的局限。没有对李斯特身上德国性的欣赏是不会有爱略特这一番文化反思的。爱略特喜爱李斯特，不过对于他尽心栽培的瓦格纳，爱略特的感情比较复杂。

    1855年以前英国人还没怎么听说过瓦格纳的名字，但在这一年的3月到6月间，瓦格纳受伦敦爱乐乐团的邀请在英国连续举行了八场音乐会，其中包括演奏他自己创作的曲子。音乐会引来不少听众，维多利亚女王也走进音乐厅听他的《唐豪瑟（序曲）》。不过，伦敦的报纸并没有给予他礼遇，事实上，瓦格纳的音乐理论当时招致了一些非议。在这种情况下，爱略特挺身而出，6月9日她凭记忆补写了一篇德国游记，里面详细记述了她对瓦格纳音乐的理解，她希望人们能接受瓦格纳的音乐理论，欣赏他对歌剧未来的独到见解。

    爱略特并不是通晓音乐理论的大家，但作为一名作家她熟识文艺创作的原则。在她看来，瓦格纳与批评家之间的矛盾好似文学流派中浪漫派与古典派之争。有人认为歌剧应该通过旋律表达感情，有人认为歌剧应该制造最富渲染力的戏剧冲突，旋律是辅助的。瓦格纳的目标是平衡歌剧的各个元素，他希望剧作家能创造合理的情节，真实的人物，美妙的旋律。也就是说，他要“创作完美的歌剧”，其中，一切感受与情境都从人物那里演化出来，既不要为了戏剧效果牺牲人物的真实性，也不要为了旋律放弃文辞的诗性美。爱略特十分欣赏瓦格纳的理论，不过，她也担忧如此面面俱到的创作原则对剧作家来说会是不小的考验。所幸，瓦格纳本人文笔很好能为自己的旋律填词，他的音乐理论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爱略特如此及时地撰写评论，希望伦敦报界能扭转对瓦格纳的看法；她又如此细致地分析瓦格纳的音乐理论，在长达二十页的文章中，她竭力向人们展示瓦格纳音乐的艺术魅力。可事实上，爱略特本人并不太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漂泊的荷兰人》确实是出色的作品，《唐豪瑟》也还算是听得下去的作品，可是“《罗恩格林》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就好像风吹过教堂的钥匙孔，偶尔听听也许还不错，但听得多了你就想让街头的风琴音冲进来打破这枯燥的声音了”。1854年爱略特这么看瓦格纳的音乐，到了1870年爱略特夫妇在柏林又听了一次《唐豪瑟》，这次他们确定了，他们是真的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

    爱略特，这位19世纪英国最富盛名的女性小说家在她25岁那一年提起笔来翻译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从此与德国结下不解之缘。她曾因为翻译德文备受折磨，她曾在魏玛的山坡散步乘凉，感受德国自然风光，她曾与李斯特促膝长谈，她曾站在席勒的小屋幻想弹奏他的钢琴，她曾在歌德的故居感动地流泪……即使是对自己不太钟爱的瓦格纳，她也曾倾听他的音乐，阅读他的理论，在他遭到冷遇时，写文章为他辩护。她与德国文化的相遇相知也不全是命运使然。她纤细的感受力能让她捕捉到席勒、李斯特人格中轻快、丰富的魅力，她深邃的理解力能让她读懂歌德的伟大，她的同情心与正义感让她愿为瓦格纳的才华辩护，正是这可敬可爱的性情让她与德国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