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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僵持状态被偶然事件打破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
“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的时间里，朝野上下万众一心，党心和民心水乳交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演绎出令人振奋的一幕。无论是江湖之远的草民，还是庙堂之高的中央高层一些人，为这场运动的平反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一过程，既跌宕起伏，又充满着风险，是一幕引人入胜的历史大剧。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发生了《人民日报》秘密调查“天安门事件”真相、“人民来信”揭北京市委“盖子”、《于无声处》话剧的公演、“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广泛流布等事情，反映了民心的向背，但党内高层的僵持一直在延续，甚至发生了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因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的事件。
1978年11月10日，被人们认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尽管有陈云等人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呼吁，但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对此并不表明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状态，被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并由此导致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明确态度。
这个偶然事件，就是11月16日新华社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稿中摘发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的发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了解这条电讯稿发表过程的于光远、胡绩伟在杂志上发表了回忆文章，详细披露了新华社社长曾涛与他们商量斟酌这条电讯稿发表的细节。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导正同志，闲谈中，我谈起了于光远和胡绩伟二老的文章，杜老很兴奋。他说，这则电讯稿发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电讯稿是他经手处理的。他也读过于、胡的文章，觉得很好，但也感觉有不足，因为于、胡的文章没有谈到新华社内商讨电讯稿的情况，反映的不全面。杜老边说边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穆青、李普、冯健等人的名字。（以下所引杜导正的叙述，均源于此次采访——笔者注）
此后，我循着这些线索，翻看了有关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资料，开始了对这一电讯稿发表的来龙去脉进行采访（我那时的同事傅颐对口述史料也很感兴趣，此后的采访是我和她一起去的）。采访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怎样出来的；一是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接受采访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非常热心，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详细谈出来。下面的叙述，就是综合了这些被采访者的回忆写成的。当然，由于时过境迁，关于事情的细节，被采访者的回忆也有出入的地方，但并不妨碍对电讯稿发出的经过的叙述。
二、工业口率先为“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平反
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改变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定性，但不再把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视为“反革命”了。为此，吴德主持的北京市委，陆续为各条战线上的参与者进行平反。但是，天安门事件是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运动，单纯地为参与者平反，不改变事件的定性，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因此，北京市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依然很高涨！
怎么办？北京市工交系统的领导人率先走出了一步。
2001年3月9日，应我们的邀约，当年担任北京市经委领导的叶林（主任）和张鹏（副主任）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室内，接受了采访。（下文所引的叶林、张鹏的叙述，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笔者注）
叶林回忆说：
我当时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鹏同志是副主任。我们是1977年8月下旬工作，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交战线的职工、国防口的军工厂，他们反映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他们受到迫害。工厂的领导和职工的要求很强烈。我和张鹏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商谈之后，准备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当然当时我们是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吴德同志报告一下，说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天安门事件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和张鹏同志商议，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去解决？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请市委出面。我们俩商议，应该写一个东西，请吴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能够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俩人商议之后，张鹏同志执笔。大概内容是这样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讲四五，我就记不得了），广大职工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然后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讲：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一个同志讲：可以。
就在叶林、张鹏两人的提议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一两天，受市委委托，叶林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工业局大会，张鹏也参加了。叶林说：
大会在西直门的首都体育馆开的。一两万人，工业局各单位，而且事先在草图上按照首体座位，分开确定哪个局坐在什么位子。开会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大家平反，大家反应非常热烈。
张鹏说：
首体开完大会后，市委给一些长辛店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还把长辛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老工人致死的几个造反派逮捕了。我想，当时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作为市委怎么给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是给工交口、工厂职工受到迫害的，给他们平反的问题，不是整个的。
三、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8月5日，华国锋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与北京市委有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中央常委们要求北京市委要把“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工作推动起来。为此，9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这是一次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会议。会议分两段开，第一段是9月22日到27日，主要是学习中央政治局8月5日接见市委常委的指示。吴德作初步检讨，听取与会者的批评意见。22日，吴德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但是，对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始终不说话。而与会者则对此有着更强烈的要求。参加这次常委会的白介夫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
9月22日市委常委开会，一直开到晚上。为什么开这么晚？因为很多人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公交口或什么口进行平反，而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讨论很热烈。参加会议的人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北京市委应该立即宣布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家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把会上的意见立即反映上去。可是，吴德就是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想，可能他认为是中央定的，不好表态吧？贾庭三就催他说：“老吴，你打个电话吧，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吧。”都有点急了。吴德还是不说话。贾庭三真急了。他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红机子，可以直接给中央打电话。贾庭三跑出去打了电话。中央当然要研究了。研究的结果，看来就是你提到的贾庭三后来离开讲话稿、拿出一个小字条念的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那段话的来由了。（2001年8月8日采访白介夫记录——笔者注）
会议休会后，北京市委的人事有了重大变化。10月7日，吴德离职，林乎加上任。
11月2日至12日，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段的会议召开，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会议。林乎加只讲了几句话。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对此印象很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周鸿书回忆说：
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2000年12月20日采访周鸿书记录。以下周鸿书的叙述，均源于此次采访——笔者注）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于光远认为北京市委这样做是请示过中央的，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他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稿、报道稿，都上报过中央。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了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2001年2月20日采访林乎加记录。以下所引林乎加的话，均源于此次采访——笔者注）
核对有关材料，林乎加这里记忆有误：北京市委是在11月14日给中央送上请示报告的，专门请示在报告中加上贾庭三那段话是否可行。
11月15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四千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四、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会，我就跑到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我就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或第二天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通稿也就没有当天发出。当天晚上，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000年12月18日，穆青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以下所引穆青的叙述，均源于此次采访——笔者注）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在我正感到奇怪的时候，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国内部当时是冯健负责，他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就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2000年12月18日采访冯健记录——笔者注）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分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同志通过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最后把题目定下来。曾涛同志也给我说过，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
穆青回忆中提到的曾涛与杨西光等人商量的情况，于光远在回忆中是这样记叙的：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
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央对此事没有提出什么指责，但还是要求林乎加将情况了解一下。林乎加回忆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人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林乎加对华国锋说，希望中央对此事表明态度。这个“碰情况”的小会后，人们在等待着。
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应：
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这可看作是中央对这条电讯稿的首次表态。
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态度。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华国锋讲话中说到的11月14日的情况，是指对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的批准，当然也是对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支持了。
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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