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教训》总结了什么教训

    据说从商朝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就开始对前朝覆亡的教训进行总结，历史书写的承传将历史的教训变成教训的历史。前朝晚期的腐败作为亡国的首要教训在继起的朝代受到批判，末代君主及其臣工的腐败被曝光，奢侈贪贿恶行经过史官的刻画而尽人皆知。

    但古人讲历史教训，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所属朝代的合法性，这就难免限制了研究的深度。现在探寻历史教训一定要追到根上，为了治理腐败而总结历史教训，就更要探明腐败发生的病理机制。谁都知道腐败祸国殃民会导致亡党亡国，但不是仅仅知道腐败的危害就能防止腐败，必须探究导致腐败严重的“政治病理学”，研究政治制度运行的规律，进而建立可以与治理环境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

    习骅有法学博士的学术背景，而且长期在反腐败一线工作，熟悉这一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对反腐败制度建设深有研究，这就使得他在涉入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以后，可以敏感地抓住政治制度尤其是廉政制度的创新和改易问题。收在这本《中国历史的教训》里的大部分文章讨论的都是明清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的廉政问题，如果读者稍加留意，即能顺着作者精选的这些案例将清代的吏治演变连贯起来。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清代政治衰败的过程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进而找到乾隆后期直至晚清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的病理依据。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超出许多同类图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不是就腐败谈腐败，也不是空泛地谈教训，而是真正追到了病根上，正因如此，那些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上来的规律性才能如明镜一般，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给予有效的回应。

    军机处的兴废是清代中晚期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中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中讲述清代吏治教训的一条暗线，追踪军机处的历史可以窥探清代政治由盛到衰、吏治由好到坏的深层原因。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也接过了前朝吏治败坏留下的烂摊子，康熙晚期吏治松动，正好说明新政权忙于平定天下还没有找到重建治理秩序的良策。直到雍正登基，天下底定，才有精力抽出手来搞政权建设。前有教训，现有形势，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行政中枢势所必行，于是军机处应运而生。

    亨廷顿说过，“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在复杂的社会中，人们需要有道德基石的政治制度”（《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军机处本来是为应付西北军务而设，因为运转高效，政治军事一把抓，所以在平定西北叛乱以后取代内阁成为常设的权力机构。对军机处的管理，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格、很明确。参与军机的满汉大臣天不亮就到宫里报到，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公文经雍正签发以后直接送达，竟然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军机大臣禁止与外省督抚保持私下联络，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要受严惩（《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军机处的行政效率和纪律建设树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道德形象，自然为雍正的吏治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后盾。雍正吸取前朝的教训，在干部问题上“移棋设子往往不拘常规，有时甚至让人目瞪口呆”。在《军机处的纪律》中习骅写道：“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然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从康熙朝开始的盛世局面能够历经三朝保持近一个半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国家治理体系臻于完善的标志，对于巩固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部族政权厥功甚伟。但是，空前的兴盛局面是建立在皇权专制达到空前顶峰之上的，雍正治吏的成功模式本身也暗含风险：在这个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中，军国庶务悉由皇帝乾纲独断，国家前途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此外，作为一个部族政权，清代的国家治理体系除了集权外，还以防范、压制为尚。“中央官满汉各有定额，但权位悬殊。军机处并此形式亦无。历任军机大臣汉员不及半数，以慑于满员势焰，遇事惟有缄默自容。”（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政权建设中的歧视性制度是清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硬伤，“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自始至终都是清代官场的常态，皇帝的胆识魄力与行政中枢的风尚纪律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也是摆在雍正的继任者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吏治滑坡的问题在乾隆后期就出现了。在雍正的时候，军机处是推动改革的发动机，而乾隆晚期以后，军机处成了特权俱乐部。自恃有“十全武功”的乾隆宠信和珅，军机大臣里混进一个贪得无厌之徒，能不纪律尽失？中枢风气不正，上行下效，“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军机处的纪律》）。接下来的嘉庆皇帝扳倒了和珅，然而却重用曹振镛这样的信奉“多磕头、少说话”的巧官、懒官。曹振镛历三朝，相二帝，当过首席军机大臣，把持相位15年，溜须逢迎，排斥异己，一路春风，清代满汉大臣没有一个有他这样的成功与荣耀。“曹振镛的荒唐成功，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对朝廷的期待，为清王朝的极速下坠踩了油门”（《巧官曹振镛》）。

    正因为军机处长期被贪婪成性、养尊处优的特权官僚把持，所以国家机器日渐败坏，到了帝国晚期，最高统治者尚且贪图安逸、贪占财货（《慈禧收礼记》），所以军机处里出现庆亲王这样的既会当官又会做生意的超级“大老虎”就一点不奇怪了。

    在列强环伺、政权飘摇的时代，大清帝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彻底瘫痪，早先生机勃勃的官场生态丝毫不在，帝国的官场上充斥着尸位素餐、丧失了灵魂和人格的特权官僚。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

    1861年，应付洋人的勒索已经超过了治理国家的责任，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军机处自此空有其名。1911年，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危在旦夕，军机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他们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企图把眼前的权力和其他利益扩大到顶峰的官员们，从长远来看恰恰是削弱了他们的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制度，这些制度组成了政府运转的治理体系。统治者创设制度以实现治理，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与制度的存在相捆绑，由此政权的兴废也最终系于制度的运作。

    雍正创设军机处，用铁腕治理官场作风，其用意是“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也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它创立之初的动机无疑是美好的，但是制定制度的权力随后糟蹋了这项制度，权力最终吞噬了自己。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

    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制度的“量”，更要提高制度的“质”。只有体现了权力制衡制约的规律和功能，制度才名副其实；权力制衡制约的充分程度，与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成正比（《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总之，《中国历史的教训》划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口，总结了四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是是否有一个强力中枢，二是是否有一支干净干事的干部队伍，三是是否注重法律制度，四是是否敢于革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大威慑力，还不断寻求治本之策，向制度建设要效益，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而《中国历史的教训》别具匠心，用历史观照现实，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决策做了完美的诠释，体现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涵，发人深省，令人恍然大悟，这也是这本书在公务员阶层和广大读者中流行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