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我写《首钢三部曲》

    铁凝点将

    一切从早春开始，这成了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好兆头。那是2005年回黄转绿的二月，我从唐山到石家庄参加省作协理事会，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这种会我年年参加，完全是例会，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万没想到今年却有一个大馅儿饼正悬挂在空中等待着我。

    当天傍晚，我到自助餐厅吃饭，端着饭碗找了一个空闲的桌子坐下来，没想到省作协主席铁凝也端着饭碗向我走过来，在我的面前坐下。铁凝是我一直敬佩的作家，又是省作协领导。说实话，过去没少到省作协开会，但是并没有单独交谈过。寒暄几句以后，铁凝问道：“你是不是以前在《河北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北方大港之梦》？”我点头称是。铁凝提到的这篇作品，原本是过去《河北文学》杂志用差不多整本的篇幅发表的反映京唐港建设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似乎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没想到今天又被她重新提起。铁凝接着问我：“你们唐山有个曹妃甸？”我又点头称是。铁凝问：“曹妃甸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是起于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征东随船的一个曹氏爱妃葬殁于此的凄美爱情传说。铁凝话题一转：“你现在在写什么？”“准备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动笔了没有？”“还没有。”铁凝看出了这个“空挡”，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看有这么一件事。省委领导希望作家写写曹妃甸，你看……”意思很明白，是想让我把这个写作任务承接下来。我停顿片刻，说：“我试试吧！”

    第二天早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来省作协看望作家，铁凝事先特意安排我在领导经过的门厅一侧等候。领导来了，铁主席向领导介绍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铁凝之所以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曹妃甸在唐山，而我就是唐山人，熟悉当地的地理和生活环境；第二，因为省里要求写一篇报告文学，而我从事这种文体创作多年，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第三，因为曹妃甸涉及到沿海港口建设，而我已经写作和发表过这类题材的作品。

    然而，接了任务，我却在内心打起鼓来。这是因为从1979年春天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处女作算起到2004年秋天，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我的身份也由国防科委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部队的一个基层干部，成为了转业到唐山市文联的一个职业作者。这期间，工农兵的题材我差不多都写过，《昆仑》《当代》《十月》等大型文学期刊都发表过我的作品，其中《昆仑》杂志还在篇首位置发表了我长达十万字的反映安徽农村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毛泽东以后的岁月》。虽然多年来一直写报告文学，可是我却偏爱小说。报告文学创作六分采访四分写作，常年在外边奔走，写得实在太累了，我曾发誓再也不写报告文学了。我决定停下脚步歇一歇，开始创作一部反映故乡生活的长篇小说。谁想到就在这个秋天，市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非把我拉到位于东南部沿海的唐海县转上一圈散心，并在下午去了一趟曹妃甸。说实话，过去我对这个渤海湾深处的海中小岛一无所知，当时正在建设连接陆地和海岛的通岛公路，简易路基刚刚铺就，高低不平，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几乎快要散架了，不足二十公里的路程行驶了足有三个多小时，才勉强望见唯一的建筑物——导航灯塔。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不得不赶紧掉头踏上归途。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朋友看出了我内心的“蠢蠢欲动”，笑道：“看来还得继续写报告文学啊！”

    我是O型血，性格特征是“不干则已，干就干出点名堂”。从石家庄回来，我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采访，并投入了充满激情的写作。这是一个重大题材，采访面之广，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但是因为有写过北方大港的基础，进展颇为顺利。

    铁凝始终牵挂着我的写作进度，却一连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写作，手机响了，来电话的正是铁凝，关切地询我的写作情况。我报告说已经写出了三十多万字。铁凝叹道：“这么长？”后来我才从铁凝的司机那里得知，那个电话是铁凝从北京中国作协开会回来，在返回石家庄的高速公路上打的。

    初稿终于写完了，足有四十多万字。我不会电脑，完全是用手写的，装满整整两个文件袋背到石家庄。当有人把情况介绍给铁凝，说：“王立新来了。”“稿子带来了吗？”“带来了，手写的。”铁凝笑了，无意中说了一句：“到现在还用手写呢。”这句话后来传到我的耳朵里，形成了无言的强烈刺激。后来我发奋，干脆把汉语拼音字表摆在电脑前，横下一条心开始学习打字，没想到只用了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就破解了一直令我畏惧的“科学迷宫”。

    因为这部作品涉及到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高层决策，这对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来说就困难了。这时铁凝出马了!她不仅亲自出面联系，还亲自带着我采访了有关的主要领导同志。我们过去有一个误区，总觉得领导讲话都是原则性的概念，殊不知几次采访下来，我从中学到了领导同志的政治智慧，这让我茅塞顿开。初稿终于写出来了，铁凝认真审读，并在省作协的会议室里与河北作协和省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联合“会诊”，提出了大量的具体修改意见，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她高度负责和诚实写作的严谨创作态度一直影响我到今天。

    我记得最后定书名的时候，铁凝问：“咱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我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个事先想好的名字。我见她不吭声，索性说：“实在不行就叫《曹妃甸》。”铁凝点头说：“就叫《曹妃甸》，因为这三个字有文学性！”当时我就住在距离省作协不远的一家旅社里，按照铁凝提出的意见反复进行认真的修改。几经折腾之后，稿子终于通过了省作协这一关。接着就是逐级向上送审，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具体过程，我在这里就无法一一赘述了。省作协和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付出的心血之多实在难以描述。有的说看过五遍，有的人说看过七遍。

    稿子接近完工，新的问题来了。因为曹妃甸工业区的建设涉及到首钢搬迁。早有传闻，说首钢架子很大，一般不接受作家采访。于是在一次研究稿件的会议上，我顺便向省委秘书长张力提出希望能够采访一下首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继民。没想到没过几天，省委办公厅就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已经联系好了，让我直接找首钢办公厅副主任孙桂华同志。我当时就给孙主任通了电话，对方让我准备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我马上就写，很快就发过去了。几天后，孙主任来电，告知朱继民已经同意接受采访。朱继民原来是个鞍钢的总经理助理，后来临危受命“空降”到遥远的云贵高原深处的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钢铁公司担任一把手，因为“三年扭亏，两年完成”的辉煌业绩，后来调任正处在“要首都还是要首钢”舆论漩涡中艰难突围的首钢。因为我的采访提纲涉及到1993年首钢人第一次登上曹妃甸实地勘查的历史回顾，所以朱继民看了采访提纲后，特意安排有关部门做了认真而周到的准备。

    采访首钢的日子到了。因为确定的时间是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住在唐山，如果当天前往肯定来不及，就提前一天去了北京。当天傍晚花了一百元在首钢厂东门附近的一家十分破旧的旅馆住下。我怕耽误了时间，第二天一早就提前赶到首钢月季园。我来早了，只好在办公厅一间办公室的沙发上边看报纸边耐心等候。九点到了，孙主任领我去见朱继民。朱继民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随行的还有宣传部长张文喆和办公厅秘书冯晓明。朱继民差不多谈了两个小时就忙其他工作去了，张部长又给我介绍了许多搬迁中的感人故事。

    这是一次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采访，别看只有短暂的两个小时，却在我的心头激起了强烈的震撼。当年朱继民在鞍钢工作的时候曾经来过首钢，那时正是首钢最辉煌的时候，令他十分羡慕。但是当他“空降”首钢成为一把手的时候，却承担起了决策搬迁的重任。首钢是一个已经在北京成长壮大了八十多年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有二十多万员工，每年上缴的税收占北京的四分之一，支撑了北京的发展壮大，助燃了北京的万家灯火。但是就在北京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今天，却因为环境的影响，执意要把他们“赶”出北京，从而成了舆论的“众矢之的”，成了急需要甩开的沉重包袱，成了“没人要的孩子”。到底搬还是不搬？他这个“外来人”挣扎在漩涡的中心，面临着“炼狱般的痛苦抉择”。首钢搬迁的痛苦还在于：原来在北京石景山老厂区所有的高炉和炼钢、轧钢设备并不是老朽不堪了，而是正处在三十岁或者四十岁的年龄，无情的大搬迁却要让这些“健康”的设备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提前“死去”，让历经无数首钢人用鲜血和生命建设起来的十里钢城“毁于一旦”,让无数首钢人顿失赖以生存的家园。纵观世界钢铁搬迁史，哪个国家何曾具有如此“壮士断腕”的雄伟气魄！朱继民向我回顾了那些彻夜失眠的日子，字字句句动人心弦。我当时就感受到这需要饱蘸激情用另一部更大的作品来揭示这个历史性的悲壮过程，书写在理智与情感巨大矛盾中艰难突围的首钢人的命运。

    《曹妃甸》的写作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关注，被列为该年度的重点选题给予扶植。2006年底，这部经过一年零八个月反复修改的作品终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围绕着这部书，一共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活动：第一次是在石家庄举行了首发式，几天后我就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二次是在唐山举行了赠书仪式，特别邀请首钢党委副书记姜兴宏和党委宣传部长张文喆参加了会议；第三次是在中国作协举行了研讨会。也就在这三次活动期间，铁凝的身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发式时还是省作协主席，到了赠书仪式和研讨会，已经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从三个月变成三年

    原本铁凝交付给我的创作任务已经结束，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悬念始终缠绕着我：因为《曹妃甸》这本书主要是站在河北角度上写的，涉及首钢搬迁的内容并不多。于是我决定第二次前往首钢采访。我走进首钢的时候，正是下午，姜兴宏和张文喆早已在陶楼展览厅前等候，首先参观了首钢厂史展览，然后驱车前往下榻之所。我第一次来首钢的时候，只到了厂东门，根本没往厂区深处走，所以并不知道厂区什么样。虽然我是农村出生，家族中没有一个工人，但是也见过一些县级小厂，不过首钢厂区之大，实在超出我的想象。我们从陶楼出发顺着厂区公路一路向西然后向北，差不多经过二十多分钟才抵达位于石景山南部半山腰的红楼迎宾馆。一路凭窗望去，扑入眼帘的是巍峨耸立的厂房和纵横交错的管道，如同闯入了深不可测的钢铁森林。我的心一下就悬起来了，因为我原本打算三个月结束这次采访，但是现在看到厂区如此之阔，车间如此之多，心想这得花多长时间才能结束采访啊！姜兴宏跟我说，也有别的作家想写首钢，但是由于题材太大难点太多，想来而不敢来，希望我能继《曹妃甸》以后写出一部反映首钢人搬迁生活的震撼人心的大作、力作。吃完晚饭以后，姜书记和张部长带着我浏览了整个厂区。我是背着挎包走进首钢的，后来朱继民知道了这个消息，问我：“怎么也没要个车？”

    从这一天起，我就在红楼迎宾馆住下了，第二天就开始了采访。我原想三个月结束“战斗”的梦想破灭了，采访的线索越来越多，辐射面越来越广，所以万万没想到这一住就是漫长的三年。头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钢举行月季园赏花会，我还帮忙搞了“百名作家看首钢”活动，铁凝主席又一次来到首钢，并代表中国作协讲了话，临走时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写好首钢人搬迁曹妃甸在渤海之滨建设现代化钢城的伟大壮举，并对姜书记说：“我对王立新寄予厚望！”

    我在石景山下的驻厂采访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接下来难以忘怀的三年中，首钢领导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次首钢宣传工作会议和全体首钢干部的重要会议，都会特意邀请我参加；首钢一年一度的“创新、创优、创业”经验交流会，我都有幸列席。为了写好这部新的作品，朱继民在百忙之中先后同我进行了五次正式交谈，至于平常见面聊起来的次数那就更多了。按照我原来的想象，一个指挥十多万员工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搬迁的核心人物，一定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而我所见到的朱继民却是那么谦和，让我刮目相看。他很少批评人，对下级的谈话时都是点拨式的。首钢大搬迁不是风雷滚滚，而是静静地改变着原有的世界。姜书记付出的心血就更多了。因为朱继民是从鞍钢到水钢又到首钢的，所以姜兴宏不仅每次下基层调研都有意带我前往，使我有幸多次亲临距离北京二百五十多公里、长城脚下的迁钢公司和首秦公司两大新建钢铁基地实地采访，还特意带着我飞往遥远的贵州六盘水乌蒙山深处的水城钢铁公司进行实地采访。我在首钢采访期间，亲身见证了五号高炉和第三炼钢停产，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首钢员工挥泪告别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伴着难以抑制的泪水滴滴融入我的字里行间。

    我的第二部《首钢大搬迁》，中国作协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也被列为重点扶植选题。书稿完成以后送给朱继民审阅，评价之高超出我的预料。这部作品也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并在首钢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首钢总公司研究决定破例授予我首钢百年历史中惟一位“荣誉职工”的光荣称号。

    一天晚上，我和姜兴宏书记在红楼宾馆房间里聊创作话题，我随即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首钢精神非常丰富，但是外界人了解的不多，应该扩大宣传！光由我写一部书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传媒的力量是强大的，最好能够拍一部系列专题片在央视播放。”谁知此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我推荐了拍摄过《中国之路》的央视导演张贺增。他欣然同意，并要我马上通知他到首钢来见面。姜兴宏不愧为中央党校高材生，为拍摄提供了极富创意的策划。张贺增不负众望，先后编导了《石景山，铁色记忆》和《首钢大搬迁》两部大型纪录片，相继在央视《探索与发现》频道播出。

    又一个五年

    谁想到，我的第二部作品的问世，又是一个新创作历程的开始。2005年2月国务院批准首钢搬迁曹妃甸，2007年3月首钢京唐公司正式开始建设。我在首钢北京石景山老厂区熟悉的工友们，又在停产之后来到了曹妃甸，在一片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捞”出来的崭新土地上，在一片如同月球表面一样沉寂而荒凉的处女地上，承担起了建设国际一流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时代重任。我们在曹妃甸又一次重逢。

    我记得那是在曹妃甸举行的“创新、创优、创业”经验交流会的夜晚，无意间见到了首钢京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福来。他非常恳切地对我说：“王老师，继续写写我们在曹妃甸的崭新生活吧！”接着给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首钢人从北京老厂区来到曹妃甸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让我心潮激荡，为首钢人写第三部作品的强烈愿望油然而生。于是我在曹妃甸住下来，开始长达数月的跟踪采访，再一次遭遇了欲罢不能的澎湃激流。

    一般人来到曹妃甸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认为全国的工业区都差不多。但只有经历了当初创业的人们才知道它异乎寻常的意义。世界上的钢铁企业差不多都是在陆地或者半岛上建设的，而曹妃甸工业区却是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建起来的，准确地说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海上工业区，而首钢京唐公司就是大海上的钢城，这在当初曾被有些人认为是难以实现的梦想。《大海上的钢城》这个提法是我在2009年《首钢大搬迁》中一个章节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为首钢新厂的代名词。《曹妃甸》描写的是开发之初的艰难历程，《首钢大搬迁》描写的是搬迁过程中悲壮的心灵历程，而《大海上的钢城》描写的是首钢人向世界钢铁工业高峰英勇攀登的挑战与超越。我不仅在现场采访了许多工程科技人员，而且多次前往首钢北京石景山老厂区采访了设计专家们，光首钢设计院院长何巍我就在正式场合和会议期间见缝插针地采访过多次。炼铁部部长王涛是建造特大高炉的功臣，首钢京唐公司总经理王毅曾经高度评价说：“没有王涛，就没有特大型高炉！”汪涛是个具有个性的人物，很少接受采访，却破例向我非常详细地介绍中国第一座有效容积5500立方米特大型高炉的前世今生。我还采访了八个外籍工程技术专家。其中一个来自德国的专家曾经在西伯利亚参加过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我从与他面对面的采访中倾听到了他对这座“太平洋深处的孤岛”巨变所发出的啧啧赞叹！

    《曹妃甸》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首钢大搬迁》用了两年的时间，而《大海上的钢城》却用了漫长的五年。这是因为首钢搬迁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型现代化基地处于“现在进行时”，有些故事还需要等待。首钢京唐公司的建设、投产和2010年北京全面停产同步进行。这个时期，我基本上是在曹妃甸和石景山两地频繁地进行“双城”时行走。首钢涉钢系统全面停产时，我正在首钢北京石景山老厂区驻场采访，亲眼目睹了一座百年老厂停产的全部悲壮过程。特别是二炼钢停产的那个异乎寻常的夜晚，我是在二炼钢度过的。厂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原来有一个策划，停产仪式上有一项议程，就是全体员工要面对着悄然熄灭的转炉炉火最后唱一遍厂歌。但是真的到了停产的那个庄严肃穆的时刻，这个议程失效了。谁也唱不出来，人们寂寞无声，泪水充盈。首钢京唐公司特大型高炉点火的那一天，我就在曹妃甸，我亲眼见到了员工们庆祝这一新的钢铁婴儿诞生时的狂欢情景。一泪一欢，对比多么强烈！

    中国农村文学和城市文学作品很多，而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一直是我国文学创作的弱项。我也读过一些已经出版的工业题材作品，有的写的是过去的产业工人的命运，有的写的是下岗工人的遭际，似乎都在回忆，我总觉得不满足，似乎有一种落了灰尘的陈旧感，缺乏当代产业工人的新意，只是工业文学，而不是现代工业文学。在一次宣传部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我同首钢老专家高伯聪做过交谈，他的见解是因为作家不熟悉现代工业生活。工业题材有许多写法，可以从历史写起，但是我关注的中心是在大搬迁中首钢人的崭新命运。

    《大海上的钢城》仍旧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去年在北京举行的图书订货会上，《首钢三部曲》第一次整体亮相。中国作协创研著名评论家李朝全评价说，一个作家用整整十年的时间关注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搬迁过程，创作了长达百万字的《首钢三部曲》，这在中国是第一人。其实我要说的是，写作《首钢三部曲》并非刻意为之。如果我当初就抱定要写百万字的篇幅，也许会在心理上承受泰山压顶般的压力，反而会不堪重负地垮塌下来。报告文学创作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却更崇尚“板凳敢坐十年冷，一锹掘地百丈深”。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回顾当初写作中的一些感受，而是想表达一种感恩之情：一个作家能获得如此难得的历史性创作机会和“层层大开绿灯”良好创作条件，能得到了那么多领导和基层员工的帮助并不是很多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幸运的，我由衷地感谢他们。《首钢三部曲》就是我以虔诚之心对他们的最好回报，也是向首钢搬迁曹妃甸这一壮举的深情献礼。

    新首钢的故事还在延续，《首钢三部曲》也许仍然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