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

    当我采访施皮格尔家族(Spie⁃gels)的时候，我已经知晓他们好几年了，他们的家族传记引人注目。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诺·施皮格尔(Er⁃noSpiegel)已经去世，但我成功采访到了他92岁的妻子安娜(Anna)，在她最后清醒的日子里。他们的女儿耶胡底(Yehudit)将自己的记忆添加到家族故事里。当我翻阅着这个家族的记录、相簿和文件时，我发觉，施皮格尔的故事正是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又一个强大例证。

    1918年，安娜出生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斯瓦拉瓦小镇。1944年春天，当德国人进攻时，26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然后大门被敲响，犹太人的黄色星徽被践踏。犹太人如羊群一般被赶进当地的砖厂。十天后，犹太人被拉出来游街，然后送往火车站。他们在密封的装牲口的车厢待了三天，然后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的嫂子和四个月大的侄子被送去左边的集中营。幸运的安娜同其他几百名妇女被送往右边。首先，他们来到一个拥挤的淋浴间，然后是全身剃毛，丧失了所有的身份表征。她在集中营的营房待了三天，窗户外火葬场的火苗正跳跃起舞。由于安娜年轻而强壮，她被送到一系列的劳工营，一次是飞机制造厂，一次是飞机场，然后到丛林进行艰苦的劳作。她成功地参加了3月的撤退，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厄尔巴河，这些艰苦跋涉的幸存者们被解放了。在布拉格的火车上，许多女性幸存者被苏军士兵强奸。在布拉格，她与她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切都从地狱回归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的父母和姐姐舍娜(Sheyna)却永远不会返回。在布拉格，安娜遇到了厄尔诺·施皮格尔。

    1915年，施皮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但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穆卡兹小镇长大。在战前，他是捷克军队的一名军官。1941年，他被亲纳粹的匈牙利人送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待了两年。1944年，他被德国人送去了奥斯威辛。施皮格尔从奥斯维辛站台带来的一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尔医生(Dr.Mengele)双胞胎实验的实验材料，施皮格尔被门格尔委任为这对双胞胎的主人。他的工作是监控和组织双胞胎配合门格尔的实验，包括他的妹妹。好几次他救下了别人的性命，包括他妹妹的性命。到了晚上，他尝试安抚年轻双胞胎的孤独，缓解她们的恐惧。他向她们保证，她们的父母没有死亡，并且战争结束后他将使她们与家人团聚。1945年1月底，施皮格尔带着32个孩子离开了刚刚解放的死亡集中营。不久后，他神奇地护送着这支幸存者队伍穿越了欧洲的废墟。在他把双胞胎送回她们的家乡后，施皮格尔回到了穆卡兹，随后又搬到了卡尔斯巴德。他干回了他的老行当，做了一个记账员。在一次首都之行中，厄尔诺遇见了安娜，三个月后他们在布拉格的古代犹太教堂结婚。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1949年3月，厄尔诺和安娜·施皮格尔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驶进了海法港。以色列的士兵把船泊岸，并分发柑橘。安娜悲不自胜。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家，柑橘。她觉得这是对希特勒的胜利。安娜和厄尔诺一同对希特勒的胜利。两岁的耶胡底对希特勒的胜利。以色列国对希特勒的完全胜利。

    从海法出来，施皮格尔家族被送往贝尔雅科夫的移民营。军用帐篷被铁丝网环绕，3月的雨渗入防水布，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水坑。所有在营地的人都在大声叫嚷和抱怨。来自混乱国家的混乱移民使用着混乱的语言。婴儿耶胡底染上了急性痢疾，生命垂危。在一些帐篷里，婴儿很快夭折。尽管如此，安娜·施皮格尔仍然是快乐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地盘。

    当安娜在营地里奋斗的时候，厄尔诺前往特拉维夫求职。他在一家小小的会计公司找到一份簿记员的工作。施皮格尔家族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最终，在抵达以色列九个月后，他们攒够了钱，搬去位于特拉维夫东部郊区的供给房，一座拥有一间半房间的公寓。

    1949年12月，施皮格尔家族抵达比萨隆。在比萨隆大街和胜利路之间，是匆忙建在沙地上的长长的、白色的供给房。人行道挨着狭小的、泥泞的庭院。在人行道的尽头，三段混凝土的阶梯从泥土中指向一个小小的、被遮盖住的入口。右边是工程师费希尔博士(Dr.Fischer)的公寓，左边的公寓则被资深会计师，施皮格尔先生购置。 34平方米——一个房间，半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令安娜·施皮格尔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除了犹太事务局提供的三个金属床，小小的公寓空无一物。但就在这些天里，施皮格尔家族从卡尔斯巴德寄来的柳条箱都到了：毛毯、毛巾、床上用品、针织桌布、壶、锅、镀银的餐具、两套茶具。还有了一个电炉，一个机械绞肉机，一个咖啡机，以及一个罂粟种子的研磨机。沉重的捷克式家具无法通过微型公寓的大门，所以他们换成了轻便、现代的以色列制造的桌子和椅子。当厄尔诺·施皮格尔成为刚刚建立的卡梅里剧院的簿记员后，他们添置了更多的家具：扶手椅、一个沙发、一个冰柜、一个收音机。在一年的时间里，空旷的公共住宅单元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娜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着牛肉汤(golulash)、红椒酱(papriksh)以及罂粟籽发酵蛋糕，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佳肴的香气。

    对于厄尔诺·施皮格尔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他告诉他的妻子，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每天早晨8点，他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戴上帽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剧院的办公室。每天下午4点，公交车又带他回到家里。用完一顿清淡的晚饭，他会休息一下，听一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读一读中立派的《晚祷报》(Maariv)。然后，在大厅的桌子上，他会审核那座私营剧场的账目，这令他拿到很高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足够的钱添置另一个房间，为耶胡底购置一架钢琴。

    安娜·施皮格尔是一位家庭主妇。早晨，她烹饪香辣的匈牙利菜。下午，她带着耶胡底去上私人的钢琴课程。她对自己的穿着和女儿的穿着非常讲究，她缝制、熨烫衣服，还在衣服上刺绣。一周里有一天是专门洗衣服的，一个月里有一天是专门缝纫的。偶尔，她会去集训堂(Ulpan)上一门希伯来语课，或者参加妇女俱乐部的母亲聚会。不像厄尔诺，安娜从未停止谈论那里，谈论这个巨大的奇迹——她的家庭以及其他的犹太幸存者们，得以从那边来到这里。

    耶胡底进入了供给房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毗邻的街区，然后是供给房自己的社区学校。在她的班上，几乎所有的孩童都是阿什克纳齐移民的孩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不时地有人会说：“爸爸在夜晚尖叫。”时不时地有人会说：“妈妈又病了。”他们会讨论父母手臂上的数字刺青，讨论游击队、隔离区、集中营。但所有这些阴影都不能掩盖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迹般的事情。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加利利胡拉湖沼泽的排水工程。1954年，开挖国家引水项目的第一期工程，这期工程最终将把加利利海水引入内盖夫沙漠。1955年，在距离加沙地带不远的赫勒兹发现了石油。1956年，以色列赢得了西奈战役的胜利。所以，在供给房社区的学校，没有人再抱有疑虑。显而易见，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庆祝以色列的第九个独立日成了孩子们的愿望。而这些孩子当中，耶胡底是最突出的。没有什么耶胡底做不了的事情。运动、侦察、英语、法语、钢琴，她样样精通。她是班长，是青年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金牌运动员。穿着她的蓝色褶裙和白色的刺绣衬衫，11岁的耶胡底·施皮格尔象征着胜利，是对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毒气营的胜利，是对该死的德国人的胜利，是对犹太人恐怖历史的胜利。以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营出来的厄尔诺·施皮格尔之名，以从劳工营走出的安娜·施皮格尔之名，耶胡底将大步向前、征服世界。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一处最能代表1957年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不会选择我的家乡雷霍沃特，不会选择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个新城镇。我也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海法或者特拉维夫中心。我选择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

    1957年，比萨隆有师昆公司建造的19栋供给房，每一栋安置有16户人家。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欧洲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死亡集中营、林区、隔离区的幸存者。很多孩子就像耶胡底一样，在战后不久就出生了，出生在欧洲的废墟上。每个小家庭都没有祖父，也没有祖母，没有叔伯或者姨母。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最多有两个。曾经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这样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的上空。泰歇(Teicher)先生娶了另一个妻子科恩(Cohen)太太，又有了两个女儿。肖莎娜(Shoshana)的妈妈整天卧病在床，因为肖莎娜的弟弟和还是婴儿的小妹妹再也不能从集中营回来。在守夜人温斯托克(Weinstock)和劳动党官员卡茨(Katz)先生整洁、干净的公寓里，他们的妻子被无休止的偏头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抬高声音说话，或者嬉戏玩闹，以免惊扰他们的妻子。不要唤醒沉睡的魔鬼。供给房社区的每一对父母，尽管才30岁或者40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整个家庭不复存在；供给房社区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在沉默的死亡的大山下苟延残喘。

    然而，供给房社区并不是消沉的。夹在长如火车般的供给房建筑群间的人行道上，企业林立，业务繁忙。大多数父亲都是政府、工会办公室或者小型私营公司的小职员。大多数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做着兼职工作。每一个街角都有小商店。这里开了间小杂货店，那里就有了家文具店，你做了水管工，我就做一名摄影师。夏皮罗(Shapiro)太太用从美国寄来的特殊搅拌机制成胡萝卜汁在店里出售，利维(Levy)太太就用进口的胜家缝纫机为女士们缝制花式裙子。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成了送牛奶的工人，另一个做了警察。这个供给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鞋匠、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以及一个装订商。隔壁的供给房区有了一个化妆师，还有人修补丝袜。在20号楼，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26号楼和30号楼，可以买到黑市的黄油。冬天，当卖煤油的商人拉响他的铃铛，每个人手里提着金属的简易油罐聚集在商人马拉的圆柱形红色油桶旁。夏天，大家围着售冰者的方形蓝冰车，喷溅而出的冰水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那些在家里拥有浴缸的幸运儿，他们会在星期四把浴缸注满水，往里面扔进一条鱼，以便为安息日预备鱼丸。每个夏天的傍晚，移民们坐在自家的阳台，读《晚祷报》，或者工党的《话报》(Davar)，或者匈牙利语的《新东方》(UjKelet)。到了夜晚，俄国犹太人喝着伏特加，波兰犹太人打牌，捷克犹太人听古典音乐。一年又一年，一个社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在1949年炙夏抵达比萨隆、满目疮痍的犹太难民的大杂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成了一个稳定的社区。

    在政治上主要支持工党。当劳动部长果尔达·迈尔(GoldaMeir)前来视察供给房社区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在停于胜利路的卡车后边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时，供给房社区陷入了狂喜。毋庸置疑：对于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而言，工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位伟大的全能母亲。工党建造了供给房，召集了难民，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保护。供给房社区的医疗诊所、社交俱乐部以及运动设施也都是与工党相关的。社区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在与工党相关的办公室或机构工作。在胜利路的另一头的供给房社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欧洲犹太居民支持前进党。半英里以外居住的东方犹太人崇拜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Begin)，投票给他的利库德集团(HerutParty）。一英里以外的供给房社区，支持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20号楼，一些俄国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中心，工党有着稳固忠诚的群众基础，甚至这里的心态也带有工党色彩：温和的民族主义，节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没有人过于激进，没有人过于正义，没有人坚持绝对公平。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相信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但他们也相信为了到达既定目的地，有时必须采取一点迂回策略。

    比萨隆社区已经有了很多机构：一个合作制的小型超市，一间医疗诊所，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运动场，一个社交俱乐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博尼姆(Habonim)这所建筑学院。这个拥有两层楼建筑的学院是社区生活的绝对中心，也是社区的熔炉。在这里，欧洲幸存者的孩子们学习数学、英语、希伯来语以及《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开始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了解他们的英雄先驱们，这些英雄排干哈罗德山谷的沼泽水，创下柑橘产量增长的奇迹，赢得独立战争的非凡胜利。他们学习犹太国家基金的造林计划，学习以色列在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学习年轻以色列在工业上的巨大成就。那些说着依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比萨隆成年人，看着哈博尼姆把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以色列人。

    每一个移民社会，每一个战后社会，孩子都是问题的核心。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孩子就是一切。像利亚和兹维·布里克夫妇，这些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是被遗弃的一代。虽然他们被从灭绝中救出，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来临。但是他们的孩子是不同的。就像布里克的儿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射向未来的利剑桥。虽然弓被烈日晒焦，在大火中变形，但它依然能射出承载未来的利剑桥。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们可以做任何工作以抚育年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可以为他们去黑市买黄油，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任何私人课程。因为孩子们的教育是第一要务，人们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在比萨隆，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尽管未来的大门已经对他们父母关闭，但孩子们却因为这一切所行得以敲响那扇大门。

    孩子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只有雅各布(Yaakov)的父亲，希姆尔·果戈里(ShmuelGogol)每年会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诉说其他父母不愿回忆的过往。在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从他七岁起他就开始演奏口琴。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口琴。口琴救了他的命。作为那个死亡乐队的口琴手，他为那些走向工作的人吹口琴，也为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吹口琴。在那些年里，他只能闭着眼睛吹口琴。即使现在，当他为哈博尼姆的学生们演奏口琴时，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孩子们更愿意忘掉果戈里令人心碎的故事和口琴。他们也想忘掉他们父亲的噩梦，以及他们母亲的偏头痛。他们想玩排球、篮球、足球，参加童子军和各种聚会。他们只想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相信的一切。譬如我们现在很强大，譬如我们是最棒的，譬如我们不是待宰的羔羊，譬如我们将长得更高更强壮，我们将成为飞行员、空降兵、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将战胜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战胜荒芜的沙漠，我们将战胜我们的缺点、畸形的基因、屈辱的历史。在这里，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我们将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

    于是，在供给房社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整洁的公寓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痛苦的捆绑。尽管大灾难已经过去，痛苦依然存在。死者的黑白照片被追思蜡烛照亮。但屋外的白天却是一片欢腾。当你走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你可以听到费希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施皮格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贝尔德伦(Belldegrun)家的男孩拉着小提琴。

    在特拉维夫市政大厅的地下档案馆，我俯身翻阅比萨隆供给房社区14号小区的厚厚档案。这是一栋具有两层楼结构的建筑，是1949年以色列总工会的师昆住房建设公司为它的员工建造的。土地所有者为犹太国家基金会，该计划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和30年代特拉维夫的工薪阶层住房工程。尽管14号小区由一长排的房子组成，但每个单元被漆成不同的颜色，以赋予它们某些外观特征和个性。在计划方案里，每一层有430平方米，被分隔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将占地53.2平方米。但在实际建造中，由于1949年的经济动荡，师昆公司只建造了指定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这些图纸上，出现了每个单元34平方米“既有建筑面积”与剩下的19．2平方米“未来建筑面积”的区分。

    1951年12月，工程师以埃利泽·费希尔(Dr.EliezerFischer)博士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可以在他公寓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1953年5月，簿记员施皮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1953年8月，沃尔夫·托斯特夫斯基(WolfDovrovsky)递交了同样的申请，还有1955年9月的扎尔曼·温斯托克(ZalmanWeinstock)、1956年5月的阿里耶·曼德科勒(AriehMend⁃kler)。一天天，移民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把14号小区建设得更好。墙壁用空心砖砌成，天花板以混凝土加固，使用的灰泥都经过防水处理。北向的房屋有漂亮的高窗，南向的房屋有方形的窗户和矩形的阳台。建筑现代化而不冷酷，功能齐全却不廉价。显而易见，在那个困难时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拥有尽可能好的住宿条件，当局竭尽全力。尽管住房已经扩大，这些公寓看起来还是相似的。一进门就是一间小客厅，左边是小厨房，右边是浴室。客厅挨着两间方形的、互相连通的房间，其中一个通向阳台。通过厨房就抵达前院。20世纪50年代期间，大多数布满灰尘的庭院逐渐变成了花园，栽着梅花、番石榴、菊花和蔷薇。1957年，师昆公司于1949年建造的长长的住房区已经铺满绿色的植被。

    供给房社区的周边点缀着柑橘园。一些犹太人的柑橘园结出了果实，其余遗弃的巴勒斯坦柑橘园正在枯萎。在临近地带，新的供给房社区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冒出。新的工厂也一个个出现。西弗朗斯公司(Sypholux)生产国内的冷饮柜，安姆科公司(Amcor)制造出以色列第一台电冰箱，阿加斯公司(Argaz)组装巴士汽车。一座以色列军工厂被栅栏围起来，谁也不知道军工厂里生产着什么。1957年的比萨隆仍然被野花环绕：秋番红、野百合、风铃草、银莲花，美丽得令人吃惊，但它们即将消失。发展建设的狂潮将使越来越多的供给房取代他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将住进来，快速地转变成新的以色列人。

    我离开市政厅档案馆，开车驶向比萨隆。60年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满山遍野的住宅区，正在变得越发高贵阔气。但住宅区的结构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19排长长的建筑群，18条人行道，还有一座仍然叫哈博尼姆的学校。

    我漫步在分隔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的小径上。1957年的孩子曾经在这里玩着躲避球、跳房子、“西蒙说”的游戏。他们在这里滚铁环，向小伙伴们喷水嬉戏，直到他们的母亲在阳台叫他们回家吃晚饭。收音机里会响起新闻快报，然后是以色列的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唱诗班的和声颂歌。当我环视着小径，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施皮格尔家的整洁客厅，耶胡底正在弹钢琴；还有贝尔德伦家的客厅，阿里(Arie)正在与小提琴较劲，而他的密友平夏斯·祖克曼(PinchasZukerman)却已经熟练掌握了技法。从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令人心碎的口琴乐在某个地方响起。与此同时，科夫诺隔离区的幸存者亚巴沙·阿克塞尔罗德(AbrashaAxelrod)正在用依地语写着无情的诗篇，救助门格尔双胞胎的厄尔诺·施皮格尔正合上他的记账簿。费希尔博士正起草在沙漠里架筑一座立交桥的工程计划，水管工萨哈里科夫斯基(Zahlikovsky)正在与朋友打牌。摄影师利昂·泰歇(LeonTeicher)正在冲洗他两个心爱儿子的照片，其中一个将卷入以色列未来的战事。夜幕降临，卧室里，阳台上，灯光变得模糊。孩子们的尖叫声平息了。以色列强迫撑起的欢笑，白日里的坚强意志，融入夜色，慢慢消散。地毯被卷起，扶手椅被放到一边，客厅的沙发打开就成了床。最后他们躺下入睡，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租户们闭上眼睛，坠入梦乡。在他们的梦里——他们做着噩梦——他们看到他们的社区正沉入海洋。

    然而，当我漫步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的小径上，我意识到，比萨隆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奇迹。不幸不能定义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定义它的应当是人类的伟大。面对重重困难，供给房社区的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战胜了它；面对重重困难，本·古里安的以色列渡过了难关。泽夫·斯坦赫尔将成为一个政治学教授。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露易丝·安纳齐的孩子们同样表现出色。阿里·贝尔德伦将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同时也是洛杉矶一名非常成功的投资者。耶胡底·费希尔将成为波士顿一名希伯来文学的教授。泰歇家的幸存男孩什洛莫(Shlomo)，将成为以色列最好的牙医之一。耶胡底·施皮格尔将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与她的丈夫一同创办投入高达10亿美元的医药公司。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比萨隆将成为未来以色列精英集团的中心。它的后代将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以色列，1957年年底，我生于此，不仅仅克服了它的可怕过去，还推出了一个灿烂的未来。

    （本文摘自《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以］阿里·沙维特著，简扬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