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性的双重审视

    《已卯年雨雪》的意义在于，作者从平凡的个体生存出发，从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出发，通过族群之间的尖锐冲突，既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渊源，也展示了日寇侵略行径对人性的深深伤害。

    1939年9月23日，离中秋还有4天，家家户户都在期待佳节团圆，但侵华日军却由洞庭湖悄然登陆湖南营田一带。几番突袭与屠戮之后，弃尸处处，万户哀号。70多年后，熊育群带着故乡后辈的某种使命，四处寻访，苦苦求证，最终完成了这部《已卯年雨雪》。读罢这部长篇，我觉得，作者并非是为了向时代作出什么承诺，而是试图通过激活这段沉重的苦难记忆，完成内心深处的某种祭奠仪式，从而缓释这一历史情结在精神上的长期纠缠。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后记中也得到了印证。

    从故事框架上看，《已卯年雨雪》并不复杂。熊育群以中日两对新婚男女作为主线，让他们在汨罗江畔的营田相遇，家仇国恨，生离死别，夫妻情感，由此诡异地交织在一起，演绎出历时数月的战争与族群、人性之间的尖锐对抗。无论是来自日本的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夫妇，还是生活于湘江之畔的祝奕典和左坤苇夫妇，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有着各自的甜蜜情感和生活憧憬，但是都被深深地卷入战争的漩涡，一步步陷入彻底失控的命运之中，要么夫死妻伤，要么流离失所。在强悍而野蛮的军国主义秩序面前，任何卑微的生命都逃不过生死之劫，此所谓“大风吹过，所有的小草都会摇曳不停”。

    面对这场惨烈的战争，熊育群也像大多数现代作家一样，试图摆脱中日之间单纯的族群仇恨，超越战争暴行的控诉性书写，努力将视野延伸到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探讨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源头。为此，在《已卯年雨雪》中，作者别有意味地择取了武田千鹤子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视点，通过她奔赴中国探亲寻夫的坎坷遭遇，不断审视这场战争背后所隐含的一些族群文化心理，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恰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矛盾性，“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这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特质，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武田千鹤子的心中。在亲眼目睹丈夫遭受中国人伏击之后，她渴望以死殉情；被左家人精心照顾、身体逐渐康复之后，她又变得异常温柔；看到恩人左坤苇的孩子高烧不退，她主动找出西药；而当她想到丈夫的遭遇，她又渴望复仇，“杀不杀祝奕典是她最纠结的事情，不杀他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杀夫之仇她不能不报，身为日本人，复仇是她的命。”她连杀一条鱼都心惊胆颤，内心却不时地喷射着杀人的烈焰。这，或许就是日本近代文化所熏陶出来的怪胎。

    通过武田千鹤子的内心叙事，特别是她在疗伤过程的一次次自我回忆，作者在建构千鹤子的生命轨迹过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和丈夫武田修宏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还让我们洞悉了日本扭曲的军国主义启蒙教育。一方面，日本人对天皇有着极度的盲从，这种信仰教育，自近代以来，早已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骨髓，使日本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从“近代化教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等等著作，无一不在强调大和民族的优秀，“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唯一真正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级制度的国家。”依托于“丛林法则”的强权理论，不仅成为日本人最时髦的思想教科书，而且有力地塑造了他们的群体性价值观念，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石。

    伴随着生与死的尖锐对抗，任何战争都必然使人性内在的各种成分得到无限的放大，人的心理变得极度扭曲。这也是无数战争文学都成为人性挽歌的缘由。在《已卯年雨雪》中，熊育群对人性问题同样也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呈现。当然，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伦理的存在。在黑暗的深渊，我们依然看到，还有温暖的人性之火在闪耀。人性是诉说不尽的，在战争文学中，尤为如此。《已卯年雨雪》的意义在于，作者从平凡的个体生存出发，从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出发，通过族群之间的尖锐冲突，既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渊源，也展示了日寇侵略行径对人性的深深伤害。这种伤害，在中日两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留下了无数迄今仍难以弥合的战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