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书中的“农书”

    中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和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它们是中国传统农业精髓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农书的数量，有“严”和“宽”两种统计法。1964年出版的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指导思想是严格标准，“以讲述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著作为限”，剔出虽涉农事但非上述范围的多类书籍，共收书542种（包括佚失存目200余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所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则“收录书目的范围适当扩大”，定义为广义的农业古籍，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力求搜罗齐全、完备详尽，共收录2084种（另附佚失存目284种）。

    这两种“书录”“目录”中记载的农书，有不少直接以“农书”一词题名，这样的书名简洁大气，令我喜欢。其中有的已失传，如宋代刘清之《农书》、陈峻《农书》、清代潘大成《农书》；有的稀见，如清代鲍庭博《农书》、张文檒《农书》。本文介绍另外三种影响较大的“农书”，或可从中略窥中国古农书的内容与作者之一斑。

    最为著名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这是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农书，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农桑通诀”六集，属于农业总论；“百谷谱”十一集，分述谷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经济作物；“农器图谱”二十集，论述260余种农机具，对每一种农机具都有一幅图和一篇文字说明，并附长诗一首（有的是采引前人作品）。《四库全书提要》称赞该书：“典瞻而有法……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又每图之末，必系以铭赞诗赋，亦风雅可诵。”“引据赅洽，文章典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提要》特别点出的“农器图谱”，是王祯从前人的著作中辑集资料，根据自己对实物的观察和创新，绘图写谱而成。这部分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集元代以前我国农机具之大成，是全书的重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在传统农学上的突出贡献。

    南宋初年的陈旉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记载江南农业情况的著述，也是最早以“农书”为书名的古籍。全书简明扼要，分为三卷，上卷讲种田——特别是水稻田，中卷讲牛，下卷讲蚕桑。陈旉总结前人经验和当时传说，加以实践检验后，选择其中有用的写成此书，重点突出，如把养牛提高到与种田平列，并开创了将蚕桑作为农书重要内容的先河。总之，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

    到清初，出现了一本《沈氏农书》，又名《补农书》。有两个书名，因为它是两种著述合一，后世不论采用哪个书名，都是两种一并印行的。“沈氏”，不知其名，为明末人，所著原书包括“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家常日用”和“区田法”五部分，是继陈旉《农书》后江南农业的再一次集中记载，内容琐细而切实。原书没有刊行，清初浙江人张履祥得到稿本后，很是欣赏，于是补充了的自己务农所得与所闻的老农经验，附录于后一并予以刊印。与陈旉《农书》一样，它也是私人编著的地区性农书，注重小规模农业经营中的技术总结，有点家训的味道。

    这三种“农书”的作者很有代表性。陈旉，未见载于宋代史料文献，大约是北宋、南宋之交一个隐士，不求仕进，躬耕西山。相似的是，张履祥也生活于改朝换代的动荡乱世，鼎革以前，他是个熟读经史、热衷功名的理学家，明亡后“遁隐于农”，不再应清朝的科考，而将兴趣转到农事，以教书务农遣其后半生。他们两位，都是那种退隐乡野、度其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还专门论述了耕读相兼的问题。

    王祯则代表了另一类士大夫：从事农业工作的政府官员。他在江南地区的安徽和江西当过县尹，即一县的行政长官。一方面，作为文人，他学问广博，著作中征引文献典籍繁多，自己也擅长诗赋，因而获得“四库全书提要”所谓“文章典雅”的称许；另一方面，作为官员，他关注且熟悉农业生产，有农事的亲身体验，经常教导农民耕作，研究和传授农业技术，《农书》就是他在任上写成的，被赞为“诗、农兼备”。（这赞语出自缪启愉《农书译注》前言。本文的介绍，还重点参考、引录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石声汉农史论文集》和章楷《中国古代农学家和农书》等著作。）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耕读生涯，主要表现为这两大类型，甚至，他们就是传统文人出处去取的两大流派之缩影：避世与用世。这不同的选择，有各人自身的主动因素，也有各自面对的外界乃至时代的被动影响，难以一言概之论高下。生存形态与表现形式是次要的，最难得便是尽本性和本份，无论在哪种环境下都且耕且读，经营好自我的一方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