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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3月02日 星期三

    千万人的命运可能系于领导人的阅读史

    ——丘吉尔的文学资源与形象打造

    苗雨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3月02日   09 版)
    《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美]乔纳森·罗斯著;苗雨译,西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79.80元

        政治家的文学资源与形象打造,在今日并不是一个冷门话题。希拉里甫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大西洋月刊》去年的旧文立刻广为流传,文章比较了共和党红人杰布·布什与希拉里风格迥异的书单,后者主打柔和细腻的女性文学,刻意展现了她一贯精明强硬的形象的另一面,显然为选民所喜闻乐见。时至今日,“政治即表演”仍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去年是温斯顿·丘吉尔逝世50周年,媒体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但当我们谈论他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比着“V”字手势的二战巨头?妙语连珠的风流领袖?抑或是躁动不安的叛逆天才?除此之外,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上英文单词量最大的人、大学校监、忧郁症病患、疑似的双性恋者……我们不断发掘着他的另一面。

     

        总之,大家对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十分熟悉,但《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这本书要阐释的,是一个拥有文学素养的丘吉尔,他的传记作者通常忽略了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还是一个热心的戏迷。不了解他的这一面,我们就很难充分了解他的政治理念。

     

        丘吉尔他阅读广泛,拜伦、斯陀夫人、鲁德亚德·吉卜林、查尔斯·达尔文、本杰明·迪斯雷利、亨利·莱特·哈葛德、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H·G·威尔斯、哈特·克莱恩、维克多·雨果、儒勒·凡尔纳、鲁珀特·布鲁克、西格弗里德·萨松、诺埃尔·科沃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T·E·劳伦斯、辛克莱·刘易斯、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作家都为他所赞赏。他们都在十分重要的方面形塑了他的政治观。

     

        同时,丘吉尔还是一位畅销的历史作家、传记作家、战地通讯记者和回忆录作者,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事实上,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就是进入了中国。1912年,林纾将他的小说《萨伏罗拉》(Savrola)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今日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而这一部丘吉尔的最新传记告诉我们,千万人的命运可能系于领导人的阅读史,伟人耗尽大半生的争斗,也许与一个未完成的传奇情结息息相关,文学资源塑造并重铸着政治。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正应了中国传统戏台上“出将入相”那四个大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beatmyswordinto anirondispatchbox”(铸剑为函),单纯地译为“弃武从文”则难免失色。他所出身的家庭,是颇具时代意义的结合模式:走下坡路的英国贵族子弟娶了美国新发迹的富家女,他自幼随母亲出入宴会、剧场、沙龙,深谙文学和艺术生产与推广的现代模式,与此同时,却要跌跌撞撞地在命定的精英“正途”上走下去。他的资质与个性都不容于传统高等教育,自然转战从军这条迂回路线。而凭布尔战争的越狱“壮举”一步登天之后,他大起大落,每一次都有那么些“照本宣科”的色彩,甚至在溃败之后,也能马上再寻一个母题将自己代入其中,卷土重来:他在加里波利之战中刚愎自用,一败涂地,被迫离开海军部,以“荒野中的先知”自居(倘若在中国,恐怕就是写《离骚》的屈子了);其后仍然一路特立独行,跨党周旋,屡败屡战,终于在绥靖内阁失势后伺机重返政治舞台,和同为艺术狂人的希特勒展开了较量。不列颠之战感召了大洋两岸,而登顶封神之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英雄迟暮。

     

        丘吉尔情有独钟的脚本,从维多利亚时代情节剧到麦考利的“光荣革命”史,再到后现代史学、通俗文艺、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反思。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横亘于两个世纪的怪胎,一足深深陷于维多利亚的沼泽,另一足却急切地紧随时代的脚步。正如很难说是“文”成全了他的“武”,还是“武”造就了他的“文”一样,他不断制造对立,再消解对立,一生缠斗不休,却乐在其中。

     

        而从更宏大的层面看来,他的矛盾并非偶然。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断裂,是借由新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现代表达来完成的,西方的人文正典在本土遭遇了挑战与解构,却被异质的社会主义文化借用为批判资源,来应对帝国主义的包围。这是冷战在文学资源层面的表征,丘吉尔毕生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上的好恶,正暗合了这种政治与文学资源选择、互动的过程。而丘吉尔对调和对立的热爱,与如今的社会政治元话语是否有某种关联?作为美国冷战部署“东亚错位”的后果之一,中国和美国之间是否也面临着丘吉尔所纠结的“特殊关系”?绥靖话语的最终发展,对当今的“共识”问题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今日重读丘吉尔,乃知历史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

     

        本书作者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是德鲁大学(Drew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治学严谨,参考了大量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原著的引文注释(第451—494页)密如牛毛,爬梳史料的功力显著,这是我在任何一部中文传记中都不曾见过的。但是,较之学术著作,这部书又更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话本,在线性的时间轴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书接上回,草蛇灰线……俨然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大大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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