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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这一纸信札的现世，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的瞬间定格，辜鸿铭在早期的鲜活性格和鲜明形象，以及他与赵凤昌的人物关系，使我们在纸与墨的融合间隙得以一瞥。可惜的是，目前发现的两人间通信只此一封，然而辜赵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必定有更多的鸿雁传书。这些信函的缺席使人无不遗憾，但同时它不也正像是信笺字行间的留白一样，给现世读者以更多的想象空间吗？
回禀鄂中近事
辜鸿铭自1885年回国后便入张之洞幕府，充任洋文案、翻译委员、洋务委员，位卑职低，默默无闻。信中所谓“舌人”即“翻译”或“口译员”之意，但正是六年后的一场传译，使辜在这“传话筒”“隐形人”的位置上扬名立万。对此赵凤昌曾有过如下的详细记述：
（光绪）十七年俄皇储游历来鄂，随员皆有爵贵臣，且有俄储内戚希腊世子在其间，共十人，仪卫甚盛。俄储乘己国兵舰泊汉口，总督以地主礼先往访，关道与中军从。俄储问两从官职名，汤生译以对。顷之送客出，俄随员十人左右立舱口，汤生语俄储，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张督。旋邀宴晴川阁，汤生本以法语同译，席间俄储与希世子问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语，谓即晚有他约，宜节量。汤生言此餐颇卫生，愿属餍，客有讶色。文襄吸鼻烟，希世子以为异，用希语问俄储，谓主人鼻吸何物。汤生达之主人，即以鼻烟递世子。两储益骇。临去，俄储郑重握汤生手，约至彼国当敬待，并以镂皇冠之表赠焉。后抵上海，辄告人，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辜鸿铭在语言和翻译方面，天赋秉异，才华过人，凭借此，辜氏日后在中外报界文坛频掀波澜、大出风头。事实上，在幕府早期的译书生涯中，他便因其超越常人的语言水平而赢得同事们的赞誉。民国后与辜曾一度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叶瀚（1861-1936），就是钦佩辜的幕僚之一。在与汪康年（1860-1911）谈及新聘翻译人选事宜时，他在信中不经意地写道：“有人能译各书，文理甚好，不下辜鸿铭。”（《汪康年师友书札》）这场使辜鸿铭一举成名的招待宴会举行于1891年4月20日。第二天，张之洞特地委派辜率船向东远送俄皇储一行30里。（李学文等编《湖北省志·外事侨务》）
信中所提到“德使来鄂”一事（见拙文上篇，《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17版），在史料上有据可查：“1901年11月6日，德国公使穆默抵武昌会晤张之洞，希望清廷将北洋大臣遗缺以袁世凯继任，张之洞据以呈报军机处。”（《湖北省志·外事侨务》）当时的德使，全名为阿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茵（AlfonsMummvonSchwarzen⁃stein,1859-1924），1900年6月起任德国驻华大使，于1902年7月回国。穆默此次访鄂，实非辜所言的“并无要务”，第二天，张之洞便致电洛阳行在军机处禀报“密谈”详情，在辜回署前的第12天，即11月24日，张再次致电尚书鹿传霖（1836-1910），转陈德使密谈内容，电文中有“德穆使自京来鄂晤谈，择密室屏人密语”的字样。（吴剑杰编《张之洞年谱长编》）由于辜鸿铭刚刚返鄂，对此密谈内容并不知晓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强调“并无要务，故弟不及陪作舌人，亦无关紧要”则稍显牵强，使得自负的辜氏狂态毕露。此外，德使访鄂事件与辜氏书写信札的时间相吻合，可为年份的确定再次提供佐证。
对于张之洞1889年调署湖广总督时的情形，赵凤昌曾无限感慨地回忆道：“忆岁己丑，南皮公自粤移节两湖，调粤属员五人自随，鸿铭其一，馀蔡毅若、凌仲桓、梁崧生与余。抵汉之夕，在江宽舟中，南皮慨然，谓吾辈鞅掌为常，转借道路为休假，明日又将治官事，愿无忝六君子之称。”辜鸿铭在1901年12月6日抵鄂，晚上进总督署，信中所提未遇之人，便是辜的上司、终生挚友、“六君子”之一的梁敦彦（1857-1924）。梁为广东顺德人，字崧生，1872年以幼童留美，后入耶鲁大学；1881年归国，历任天津北洋电报学堂英文教习，两广、湖广督署文案，知州府候补道，汉阳海关道。1906年成功处理“南昌教案”，擢升外务部尚书；1910年为清政府特使奔赴德、美两国寻求军事、财政援助；1914年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任“外交部”尚书；1924年病逝。在辜鸿铭游沪前后，梁氏先是在1901年7月12日蒙张之洞奏奖，充选直隶州以知府尽先选用，并加盐运使衔；后于8月在顺直赈捐局遵例报捐候选道；在10月30日梁敦彦奉委议办“法商亨达利退还武昌租地”一案。（裴燕生《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的幕友生涯及<梁敦彦履历>勘误》）可以推想，辜写信时，梁氏或许正忙于案件的收尾事务。然而辜氏计划“另日再详达”给赵的“鄂中近事”实际上也并不乐观。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湖北省的财政压力非常大，不仅分摊了清政府每年配额的120万两白银，而且为推行各项“新政”也需要有大量开支。湖北政府财政赤字已高达90余万两，筹款问题迫在眉睫。张之洞在《致开封行在军机处电》中提到，湖北地方当局深知“民生贫困，商业凋敝”，“元气大伤”，“已竭泽而渔”。因此在1901年初冬，全省开始推行“盐厘加价”等加税苛政。（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辜梁皆为张之洞所器重的外交能才，只是梁并非像辜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因此在仕途上顺风顺水、节节攀升。1907年张之洞奉旨入京，辜梁二人便是张在外交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当年4月，军机处致电时任直隶津海关道的梁敦彦，召其迅速赴京处理税务事宜。4个月后，张之洞奉圣旨入京。9月10日，时任外务部侍郎的梁敦彦被取消原拟的出国计划，转留外务部，同日张之洞及随同人员乘火车由汉口北上，并于12日抵京。（《张之洞年谱长编》）当月25日，梁敦彦致信赵凤昌，汇报时事近况，这通手札同样藏于国家图书馆，与辜氏的信函遥相呼应，从侧面烘托出赵凤昌“坐沪观局”的强势形象，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竹君仁兄大人阁下：
昨辜鸿铭随张中堂到京，得悉尊体康健，殊深欣慰。又闻阁下以近日时事多不能如意，焦愤十分。君子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固所当然，深堪敬佩……弟此次满拟出洋，过沪多住数日，与我兄畅叙平生。不意强留京都，实非所愿，只可尽力勉强支持而已。此次南皮入都，外人皆谓必与项城为敌。现两人相处极为融洽，弟亦极力调和其间，不独不致有意见，且彼此互相推让，真国家之福也。我兄逍遥沪上，享家庭之乐，何乐如之，羡甚羡甚！令郎想已长大，读书必极聪明……
誊寄字典题辞
辜鸿铭在信中所指的字典，是我国首部由华人编纂的英汉双解字典，其全称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Commercial Press EnglishandChinesePronouncingDictionary），首版发行于1902年。这部字典的底本取自于英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1822-1893）编著的《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 WiththePuntiandMandarinPronunciation）。此四卷本辞书共2013页，在1866至1869年间出版于香港，在晚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它还曾流传到日本，经过井上哲次郎（Tetsuziro Inouye,1855-1944）校订后，于1899年在东京再版，共计1357页。商务版的《字典集成》由盛宣怀题签，除商务书馆的《序》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严复、辜鸿铭和美国传教士薛思培（JohnAlfredSilsby,1858-1939）分别为之作序。其中收入超过10万的词汇，内容涵盖发音、翻译、词源、定义、插图等，正文部分共计1835页。该字典后成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必备的语言工具辞书。由于辜鸿铭的这篇英文序言尚未收录于任何文集中，笔者特将其译为中文如下：
题辞
诸多外邦学人不辞辛劳，所纂华英字典种种，卷帙浩繁，足备他国学子初习华文之用。然能助吾国学子修习英文之人，除邝其照君外，别无他选。
然邝氏之《华英字典》无非粹选且誊录罗存德博士（Dr.Lob-scheid）所纂之作。据鄙人所知，此罗博士之辛劳大作，初版刊行于香港。然其缺憾瑕疵，亦不少现，该作以粤地白话释译，其文遂逊于上品，且将“demi-god”译为“半个上帝”，则更添一桩文学谜案。然据鄙见，罗博士之作迄今仍未得以增辑。数年之前，井上哲次郎博士（Dr.T.Inouye）再刊其于日本。鄙人以为，此作于大和民族当下之“维新”并无大益。然日本国中，蒙西学开化之人俱增，刊印之功，则不可没，新版英和大辞典亦于近日付梓。
吾国之“商务书馆”为国人投资兴办之沪上企业。该馆竭尽其能，捐力耗资，增订罗博士之字典，以使最为详尽、靠实之作现世。依鄙人之见，此部《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定优于邝氏之作，应吾国学子修习英文之需，取其位而代之，亦属应当。
要之，吾愿告诫习用《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之吾国学子，凡字典所示，皆仅为字词之释义，其中不乏迂回之表达，因而绝非字词对应之切要“翻译”。字典之用，在于协辅学子晓达字词内涵；然凡涉英华、华英互译之事，字典绝非学子所依之物：译事应依其他学识修为。
辜鸿铭
1902年3月于武昌
从信中措辞来看，辜鸿铭对于承嘱书写《题辞》的态度不可谓不审慎之至。不仅是“途中缮就”后，马上“由九江托船上买办寄去”，而且“恐有失落，今再誊副本奉上”。可以想见，随原信寄到赵凤昌手中的，应该还附有辜鸿铭誊抄的《题辞》副本。只是我们已无从知晓这最初的版本到底是以英文还是中文写就。字典中《题辞》落款时间为1902年3月，因此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经辜修订后的文本。该字典的首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康奈尔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中皆有藏本。美国克莱蒙特学院图书馆1903年的藏本已是第5版，而第6版发行于1906年。经查证，首版第483页中“demi-god”的词条释义仍为“半上帝”，但在加州伯克利大学1908年版藏本中，相同页码上该词条已订正为“神仙，神与人之裔”。
从辜鸿铭《题辞》的内容看，他对于当时各种英汉、汉英字典的出版、传播和使用情况可谓相当熟悉，这也应是赵凤昌嘱其作序的原因之一。《字典》“扉页”上盛宣怀的题签显示和赵同为江苏武进人。辜鸿铭于1910年12月辞去上海黄浦浚浦局总督，转而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任“督学”一职，并随后与盛公然作对则又是后话。受盛宣怀之邀请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1867-1959）对外文工具书在“西学东渐”中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他于1901年9月16日致信严复，请其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写序。（张人凤编《张菊生先生年谱》）虽然张在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中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但此时的他尚未入馆。（张荣华《张元济与近代辞书出版事业》）字典中辜的《题辞》出现在严复的《序》之后。九年后，清廷赐予一批文人“文科进士”头衔，二人同被列为“游学专门”一等，有趣的是，严复是状元，而辜鸿铭亦排在严之后为榜眼。张元济在致信严复五天后，与“赵凤昌、汤寿潜、缪荃孙、沈曾植、刘葆良等于九华楼同进茶点，论教育事”。（《张菊生先生年谱》）其间论及字典作序者的人选也不无可能。可以想象，赵对于邀请辜来作序的提议，很有可能得到了张的首肯。值得一提的是，辜致信赵后的第17天，即12月24日，张元济代辜鸿铭付文汇西报馆“APa⁃perfromViceroy’sYamen”印书款300元。（同上）由此可见，张辜二人关系也非同一般。而这部书正是辜出版于1901年的个人首部英文文集《总理衙门论文集》（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又名《尊王篇》。罗振玉（1866-1940）认为该书申明中国大义，令欧洲人大为感动，并称“辛丑议和”的成功也有此书功劳一份。（《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赵凤昌也曾记述辜邀请他题写书目的情形：“《尊王篇》成，告余将付刊。并属余题签，余谢不工书。曰：非为书也，见吾两人意耳。乃题之，又为题《中庸》译本签，今犹在两书首。”辜为报答赵的知遇之恩而邀其题签，但这一举动有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赵凤昌不仅是辜鸿铭在政途上的引路人，也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起航者。赵所题写的作品，一本是辜的首部英文文集，另一本则是使辜蜚声中外的儒学英译。此后，辜鸿铭在学术界的努力就再没停下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赵凤昌请辜鸿铭来作序是对辜的再次提携，而《题辞》的发表也似乎是辜对赵题签的一个回应。赵辜之间的这一题一序，也正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平淡的笔墨之中饱含着浓情与厚意。
图章“平易近人”
凌叔华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曾记载，辜鸿铭晚年在北京常常与她的父亲、张之洞幕府“六君子”之一的凌仲桓往来。有一次谈论到篆刻图章，辜说：“我要印上我一生的履历，像‘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为的是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印章来一试高下。然而我们已无从知晓之后辜鸿铭到底是否真的刻了这样一枚印章，可这段轶事却给辜留下了一个“东西南北人”的绰号。（《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现在所见的、收藏在辜鸿铭日本友人处的几幅字帖真迹中，无一带有辜氏的印章。所幸在辜鸿铭这通信札的落款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图章的印记：平易近人。这一四字成语源自司马迁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辜鸿铭曾在《中国人的精神》的第一章中专门探讨过周公之礼，并称周公为“伟大的政治家”。在1910年10月22日写信向卫礼贤推荐旨在“唤起对中华文明兴趣”的书单时，辜最为看重的是那些能够简要描述中国历史上伟人的书籍，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周公。他认为中国最聪明的三个人是“周公、纪晓岚和沈曾植”。（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当然，能够解释辜氏篆刻这枚图章的最直接证据，莫过于《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一则“庸言庸行”，其篇尾如是道：“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辜鸿铭文集》）若干年后，辜鸿铭唯一的儿子出生，他起名为“辜守庸”，其中含义，想必也不言自明吧。
辜鸿铭这一纸信札的现世，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的瞬间定格，辜鸿铭在早期的鲜活性格和鲜明形象，以及他与赵凤昌的人物关系，使我们在纸与墨的融合间隙得以一瞥。可惜的是，目前发现的两人间通信只此一封，然而辜赵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必定有更多的鸿雁传书。这些信函的缺席使人不无遗憾，但同时它不也正像是信笺字行间的留白一样，给现世读者以更多的想象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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