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抗战中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说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领导者，人们多会想到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而对当时与蒋、蔡共同抗敌的的第三号人物、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却知者甚少。2012年底，笔者通过采访戴戟的外孙、华东师大历史系退休教授沈坚先生并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到戴将军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些细节。

    戴戟字孝梱，原名光祖，祖籍安徽旌德，1895年生于苏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从苏州到上海参加学生军，改名戴戟，一心想当执戟卫国的职业军人。1914年戴戟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三期，同期学员有张治中、蔡廷锴、白崇禧、何键、黄绍竑、毛秉文等。1916年12月戴戟从军校毕业，在部队基层历经战火磨练。1921年，戴戟到广东投奔粤军第一师四团团长陈铭枢。陈对戴非常器重，任命他为四团团副，后接任团长职务。当时蒋光鼐和蔡廷锴也在四团，任连级干部。从那时起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前，戴戟与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共同亲历了北伐战争、国共分裂、中原大战及围剿中央苏区等一系列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结下生死之交。

    淞沪警备司令部又称龙华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警备机构，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罗亦农、赵世炎、杨匏安、陈延年，以及柔石、殷夫、胡也频等“龙华二十四烈士”均牺牲于此。戴戟之前的历任淞沪警备司令白崇禧、钱大钧、熊式辉等都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反共重臣，他能任此职，实属偶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国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国民党大佬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借机施压。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两广”(广东、广西)派上台。正在江西剿共的十九路军作为粤系的重要军事力量立即被调往上海。陈铭枢被任命为京（南京）沪卫戍司令。1931年12月21日，在陈铭枢力荐下，十九路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接替熊式辉任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调上海后，随着日本陆军在东北得手，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蠢蠢欲动，不断挑起事端。戴戟除积极组织司令部情报人员侦察日本在沪社团及驻军动向，还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分析时局变化，部署上海防务。面对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和悬殊的实力对比，戴戟预先立下遗嘱，把妻女托付友人照看，蒋光鼐、蔡廷锴等高级将领也都做了后事安排。十九路军士兵彼此握手告别，皆言下世再见。在举国畏敌如虎，政府妥协退让的背景下，此番举动让人动容。十九路军前身属粤军第一师，也是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即著名“铁军”之一部。在湖北汀泗桥战斗中，时任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的戴戟配合叶挺独立团等部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不幸身负重伤。十九路军将士几乎皆为广东人，凝聚力与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堪称翘楚。部队虽多次改编，骨干尚存，军魂犹在。

    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商讨应变措施。将领们纷纷表示誓死抗日的决心，戴戟慨然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会议决定死守上海。1月28日深夜，当日军把最后通牒送达上海市政府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已开始突袭闸北天通庵驻军。上海市长吴铁城急忙给戴戟打电话说：“外交手段已经用尽，以后就看军事当局怎么办了。”戴戟听了愤慨地答道：“你全部承认日方无理要求，如何对得起上海老百姓！”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面对日军进攻，驻闸北天通庵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翁照垣部当即还击，蒋光鼐闻讯立即与蔡廷锴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找戴戟研究作战方案。当夜三人履冰踏雪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上海周边十九路军各部迅速向市区集结，支援闸北守军。同时通电全国，表示“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日军根据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事实，狂言“四小时占领上海”。尽管作战期间日军人数、装备皆占优势、国民党上层又调兵增援不及，但十九路军以及后来驰援的张治中第五军在上海各界支持下浴血奋战，仍给日军以重创。为肃清潜入市区进行破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戴戟派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四出侦察，及时抓获与惩处了一批汉奸，稳定了社会秩序。吴淞要塞守军司令邓振铨在日军进攻面前临阵脱逃，情况危急。戴戟闻讯后立即赶往吴淞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组织反击，打得日军四散溃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激发起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各界人士纷纷支援。当时中方发布的命令、公告多由蒋、蔡、戴三人联合署名。他们的肖像被广为印刷，肖像背后印有各自简历，称誉他们为“民族英雄”。在三十余天的淞沪保卫战中，日军死伤官兵万余，三易主帅，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更让外国人刮目相看。外交部长罗文干对此深有体会，十九路军只要在前方打了胜仗，西方外交官便对他特别热情，又请吃又请喝。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敌都赞扬有加。1934年蔡廷锴出洋考察，受到墨氏热烈欢迎。他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我向来未见有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耳。不特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

    双方力量的悬殊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导致战场形势日益恶化。3月1日晚9时，中方总指挥部下令当晚11时全线撤退。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军队被迫撤守嘉定、太仓。3月4日，国联大会专门通过上海停战决议。上海停火仅数日，日本关东军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于3月9日在东北宣告成立。3月24日，戴戟受命参加停战谈判。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在英国驻沪领事馆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在谈判过程中，戴戟与郭泰祺、黄强虽然据理力争，但迫于实力对比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仍以中方让步而告结束。根据协定内容，日方撤回战前状态，中国承认日本人仍在公共租界虹口一带屯驻军队，而中国军队却只能驻留于原地一线之西、不得回驻上海市内。戴戟此时大概才体会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苦涩与无奈。戴戟不愿代表中方签下如此屈辱的城下之盟。当蒋介石指令他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不禁怒从中来，对转告此话的陈铭枢说：“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都是能手，何必要我！”然而作为军人，终究命令难违。

    在“一·二八”抗战中，中国军人伤亡8700余人。为纪念牺牲将士，戴戟将警备司令部大礼堂改建为“一·二八”纪念堂，建纪念园、纪念亭和纪念碑，可惜后来毁于日军之手。今天，与“一·二八”阵亡中国将士有关的遗址和建筑物尚存广州十九路军阵亡将士陵园、南京灵谷寺十九路军、第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杭州第五军88师阵亡将士纪念碑若干处。笔者2012年底前往南京灵谷寺瞻仰阵亡将士纪念碑，松风阵阵，追思先烈，甚感悲壮。沈坚说，他曾参观广州十九路军阵亡将士陵园，看到吴佩孚题赠的“正气堂”横匾。十九路军前身为四军第十师，北伐时与吴佩孚兵戎相见，生死相搏。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的英勇表现让吴佩孚肃然起敬，毅然捐弃前仇为该军阵亡将士题匾。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0月，戴戟辞去淞沪警备司令参加了反蒋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流亡于香港与内陆。后蒋介石赦免其“罪”，委任他为安徽省政府委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戴戟到南京请缨，被任命为不能带兵杀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后又出任皖南行署主任。1940年初，戴戟返回老家安徽旌德兴隆乡大礼村拜祖，祭拜完毕后请全村戴氏族人中的男性喝酒，喝完酒看学生的抗日宣传表演。当台上唱起反映东北沦陷的歌曲“松花江上”时，触动了他心底的隐痛，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地从席中站起来，对乡亲们说:“我身为一个军人，今天不能在前线杀敌雪耻，反而坐在这里饮酒，真是无颜见家乡父老。我对不起阵亡将士，对不起沦陷区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说罢涕泪俱下，向东北方向，向乡亲们深深鞠了一躬，随即拔出手枪就要自尽，幸亏旁边人眼急手快拦了下来。戴戟从“一·二八”抗战后再也未能亲自带兵与日军搏杀，痛苦和遗憾压在心底难以言表。

    1948年,他在上海参加陈铭枢等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从事反蒋活动。解放初戴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从上海调往安徽，任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体委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沈坚说：“解放后外公非常谨慎，即使在亲属面前也从不提当年的‘一·二八’抗战。”

    1973年2月21日，戴戟在合肥因病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