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温德

    在1984年秋天，我第一次拜访罗伯特·温德，他的寓所在校园北隅。我见他时，他97岁，两年前被自行车撞后就卧床不起。他常常昏睡或迷糊，绝不像个适于交谈的对象。我第一次拜访他是正式的，目的是给他捎去沃巴什学院院长路易斯·索尔特（LewisSalter）的口信，带给他索尔特签署的荣誉博士学位证（不久它就挂在温德床头上方，我不知道这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愿）。

    温德一开始就吸引了我，我旋即意识到，我要尽量多地和他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我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温德的经历让我看到中国的前景，他在中国度过了动荡喧嚣的20世纪。不过我也有不那么自利的动机，温德陷入了困顿，病痛和周遭环境让他无望——他知道这些，也时常抱怨，要我想方设法帮他解脱。讲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我给予他某种解脱的唯一方法。他对自己这一生是否有价值心存疑虑，而我在还不太了解他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之前，便早已觉得——他此生是值得的。

    一开始，我可以拼凑的故事如同幽灵。他脑海中不同时期的人和事件互相交织成一个奇怪的原型。更悲催的是，我对中国历史实在无知，所以基本无法将访谈材料聚拢起来，只能尽其所能地被动记录。

    我，梦一般地骑着单车，沿着清风拂过的荷花池，去向校园西北角的小屋。进了屋，走过一条短的廊道，它从右切入一处橱柜般的空间，那是老温德曾经的书房，现在的卧室。这房间窗子紧闭，有一格玻璃由结实的木板取而代之，这样老人就无法因为暴躁、尿味袭来而打破它。他时常昏睡着，一个大块头，穿着有夹层的中山装，填满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他满面憔悴，几如死人。

    一套经典雕花的柚木壁橱覆盖了整面墙（我无法想象温德如何在战乱和逃亡中将它保留下来）。他早期生活的其他痕迹挂在墙上。有幅清代的画，画上是一位穿红色斗篷的大胡子男人牵着骆驼翻越雪山。人和骆驼都带着一股圣洁的傲然之气凝视着澄澈的山巅穹顶。这是一幅行者的图画，它赞美那种孤独和无畏的追寻之旅。它对面的那幅油画，王岷源告诉我，那是温德还不到五十岁时的自画像。

    其他东西只有几样：一个卷轴，上面的几个大字为：“辞旧迎新，百花齐放”；沃巴什学院的奖旗和奖状挂在温德床尾那面墙上；一台彩电，这是最后一扇为温德打开室外天地的窗户。

    在那个房间，我们展开了最特别的交谈。在我看来，在这些拜访中，第一种联结形式是：布满这个小房间的，构成了一部庞大的历史，横扫时间，跨越大陆，经由远大希望和破碎幻相的辩证法，将东方和西方都运送到我们站立的这一时刻。沿着这些线，一个沉睡、衰弱的人物形象对我来说堪比寓言。

    借T.S.艾略特（T.S.Eliot）的话说，我该如何“捡起这些碎片以支撑（他的）废墟”？他就像我舌尖的一首诗，醒着的一场梦。

    我1985年夏天一回到美国就拜访档案馆并且发掘出数千页的文件，足以保证来年夏天的第二次访问。因为很多材料是与中国正字学会本身相关的，我被卷入计划生发出的第二层考察中，它派生于瑞恰慈和奥格登（C.K.Ogden）1923年出版的书《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年温德去往中国。

    如同中国走马灯般的近现代史，温德过着多样的人生——大学教师，非正式任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文化特使，园丁，健康食物倡导者，以及最卓越的业余动物饲养员。抗战期间，他甚至当了一把间谍，他喜欢干这营生就像他喜欢干其他任何事——富于才华、激情，以及仁慈。他从日本人手上营救蒙古活佛的故事应算是间谍文学的经典之作，他还另有六七个故事和这个差不多，包括偷运军火、发报机、军工品给山东的共产党游击队。正如项女士在40年代所说，“浪漫在中国没有绝迹。温德就是浪漫的化身”。

    我的这本书有关苦难，有关一个西方的灵魂如何被磨炼成东方的隐忍，但也有关幸存在他身上的、那几乎坚持到死的一种叛逆性的信仰。

    （本文节选自《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一书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