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背后的社会冲突

    在《我们时代的遗产》（TheHeritageofOurTime）一文中，布洛赫试图发掘每个“现代人”精神深处所继承的历史记忆与遗产：“并非所有的人都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他们存在于同一个‘现在’只是外在状态，仅仅是通过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这一事实来实现的……事实上，他们身上携带着历史的成分；这使人们得以彼此区分。”在布洛赫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宏观历史下的微观人生与民俗文化。在日本，遥遥呼应着布洛赫的理论，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等学者，也开始了他们的微观历史民俗学研究，力图从仪式与风俗入手，建构新的历史观念。折口信夫的民俗学对日本学术界影响极为深远，也构成了古桥信孝这部《日本文学史》的理论背景。

    古桥先生一反学术著作的常例，开篇即讲起了往事，从父亲与右翼分子交往，到母亲参加家长会活动，到作者童年的美国大兵印象，再到青年时代的东大学园斗争。将看似无关的自述置于布洛赫的语境下，其意义方能更加明确地凸显出来：这些个体性的家族历史与私人记忆，造就了古桥信孝之区分于其他“现在人”的特征，造就了这一部《日本文学史》不同于其他“现在著作”的视角——以文体的前世今生来结构文学的历史。

    对普通读者来说，诗即唐诗，背后浮现出的是神采飞扬的大唐气象；词即宋词，无论婉约还是豪放，勾勒出的都是有宋一代的文士风流。同样道理，谈及和歌，我们会想起万叶时代的古朴忧伤；谈及物语，带出的又是平安时代的风雅冶艳。然而，正因如此，文体背后所潜藏的有关传统的刻板印象，往往会形成强有力的束缚。不仅普通读者，即使学者，也常会自缚于其中，将文体与刻板印象紧紧相连，无视文体自身的发展历史，但正是后者，才切切实实地完成了传统的历史传承，构成了我们赖以辨识“现在”自身的独特历史。对于同样被迫经历了现代性冲击的中日两国学术来说，这种刻板印象的后果似乎尤为严重。仅就文学研究而论，中国学界有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别，在某些领域，二者甚至达到了完全无法对话的程度。日本学界情况亦与此差相类似。然而，正如《日本文学史》所努力展示的一样，文体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政治冲击或文化冲突固然会为其带来新变，但我们依然要问，21世纪的人们写作的律诗或和歌就不是律诗或和歌了吗？正是和歌、物语、随笔与日记文学这样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文学体制，充当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传承者，坚定地抵御着外部世界的冲击，以文学的力量确立着全球化时代“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自我身份。

    贯穿《日本文学史》的另一条主要线索，是语言之争——汉文体与和文体之争。汉文体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日本主流社会视作文化正宗。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历史著作《古事记》即以汉文写成。但随着民族感逐渐加强，和文写作终于取代汉文而成为文学与文化正宗。语言的选择，直接促成了文体形式的变更，和歌、俳句、物语等文体终确定了日本之为日本的文化身份。而在明治维新前后，西方冲击带来的政治变革，又带来了新变，大量西方语词进入日语，新诗、长篇小说也渐渐取代了俳句与物语。但明治之后的文体变化，并非如和汉之争一样，象征着民族身份的确立——毋宁说这种新变是要在承认民族身份的基础上，努力令日本融入一种世界文化潮流。反观中国，这一议题也与“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异曲同工。

    不仅如此，就文化阶层自身而言，文体之争还意味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精英文化或经典或被挤压，或被颠覆，处处充斥着大众文化的媚俗喧嚣。然而，在彼得·伯克的研究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概念分野却仅仅是近代以来的事：“近代早期西欧的上层精英具有‘双栖文化’（bi⁃cultural）的性质，既参与历史学家所说的‘大众文化’，又参与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的精英文化。只是到17世纪中叶以后，精英阶层才全面地从大众文化的参与中退了出来。”事实上，东方也是如此。在中国，我们知道唐朝的诗与宋代的词都是可供画桥歌坊配乐吟唱的，元明杂剧本就是文人介入大众文化之后的产物。在日本，精英与大众也不分彼此。仅举一例。在原业平，平安时代贵公子，和歌六歌仙之首，其作品收录于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中，精英文化的卓越代表。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断作为风雅轶事的主角出现在民间故事与传说中，近世以后，俳谐师井原西鹤还以业平为主角，写成物语《好色一代男》以供町人（城市商人）阶层读者阅读。充满反讽的是，几百年后，西鹤的作品又在时间洗礼下，成了物语文学经典。然而，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实质上也是政治的冲突。也只有在平安贵族政治衰落后的幕府时代，才会出现调侃和歌大师、贵公子业平的通俗物语。这一方面意味着和歌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时代一去不返，同时也在另一方面通过对平安时代“风雅”传统的物语化，而缅怀逝去的传统，反思平庸的现在。和歌与物语，天皇与幕府，两两相对，传达出一种政治上的继承与消长。

    在古桥信孝的写作中，文体及其背后的政治冲突，时时闪现在字里行间。他不仅要以这种新历史观来回溯古典文学史，同时更试图从文化与政治冲突的角度审视文学，这本书也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日本文学史》，古桥信孝著，徐凤、付秀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