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变局》有助于研究文学史

    《晚明大变局》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不仅足以帮读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颇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

    不久前面世的《晚明大变局》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不仅足以帮读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颇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兹略举二例以发其凡。

    其一，书中说起顾宪成严厉批评王阳明及其后学，将他们的态度归纳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叹息“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圣东林会约》）然后写道：

    站在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是离经叛道之论。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必然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第300页）

    明白这样的思想背景，就容易理解晚明为什么文学散文那样繁荣，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刘侗，特别是不搞什么派的王思任（1754～1646）、张岱（1597～1679），全都是散文高手。清代的散文好手如袁枚、郑板桥、沈复之徒，大抵都是走明末小品之路径的。王思任、张岱都是绍兴人，实为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先辈。散文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的自由活跃。在“文字桎梏”里写八股文写经典注疏写高头讲章都可以得心应手，就是写不好散文。

    其二，书中最后一章讲晚明的文人结社与言论，重点研究复社。这是个老题目，谢国桢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有专书问世，但本书作者却多有新的观察，例如指出晚明多有不足为凭的政治谣言，而谢先生著书时对此警惕不足，遂有议论不尽中肯之处。关于复社卷入政治纠纷的原因，本书指出了这样几点：

    复社的成员大多是诸生，或刚入仕途的官员，由于他们的文章闻名遐迩，影响巨大，引起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的反感，视为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崇祯四年（1631）会试的主考官是周延儒，得中进士的复社头面人物张溥、吴伟业等人成了周延儒的“门生”，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权力倾轧中，复社成员自然被他看作异己分子……此其一。其二是，崇祯六年（1633），升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为了把支持周延儒的复社纳入自己麾下，指使其弟温育仁加入复社，遭到张溥严词拒绝。温育仁策划了《绿牡丹传奇》来攻击复社，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更为主要的原因，温体仁掌权以来，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排挤东林人士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在他心目中，复社是东林的延续，必然是他的打击对象。（第482页）

    这对于研究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张溥、吴伟业、钱谦益、对于讨论有关作品《绿牡丹》以至《桃花扇》，都大有关系。背景不明则弄不清楚这些人和书，对历史人物间的关系有不同的估计则结论往往大差其远。文史一旦分家，必然两败俱伤，而要真正打通，难度又很不小。比较可行的出路是文学史工作者须高度重视史学界的新成果，特别是像《晚明大变局》这样通观某一时段之全局的最新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