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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17日 星期三

    他的胆识,我们始终未忘

    ——回忆褚钰泉同志和“王同亿事件”

    巢峰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寒冬季节,阳光格外绵软无力。2016年1月15日,我约徐庆凯、虞仰超、秦振庭等人叙旧。期间,朱志凌告知我们《文汇读书周报》老主编褚钰泉同志突然去世的消息。听闻此言,大家一惊,他年龄不算太大,真有点不敢相信。此时,我不禁回忆起与褚钰泉同志相识、相知、相交,共同弘扬中国辞书界正义的一段往事。

        1993年起对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等一系列词典的集体性批评,是中国辞书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率先披露此事的正是褚钰泉同志主政下的《文汇读书周报》,由此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在此之前,中国辞书学会认为,出现像《语言大典》这样的辞书,十分值得研究,并应予批评。《辞书研究》多次刊发文章和研究专论。

        1993年5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以头版头条首先披露了徐庆凯同志批评《语言大典》的消息;5月22日又刊发消息,说上海地区读者纷纷来电来信抨击《语言大典》谬种流传;8月7日更是提出“王同亿现象”的概念,用以概括王同亿制作王氏词典以及与其类似的现象。

        此事的由来是:褚钰泉主编决定《文汇读书周报》要加强和出版社的联系,他规定记者要跑出版社。记者张青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接待他的是当时的总编办公室副主任秦振庭。秦透露年底前召开了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会上提议开展辞书评论,特别是针对辞书编纂繁荣景象背后的种种坏现象,譬如王同亿制作的《语言大典》抄袭剽窃等事情。在张记者报告褚主编后,主编立即要求记者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作进一步采访。徐庆凯副总编辑接待并详细介绍了情况,促成了5月15日《〈语言大典〉竟是“谬误大全”》的报道,率先披露了徐庆凯即将在《辞书研究》杂志1993年第三期发表的专论《如此词典匪夷所思——评〈语言大典〉》的部分要点。报道发布后,在上海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是《文汇读书周报》在5月22日又发表了《杜绝“谬种”——〈语言大典〉令人愤慨之极》的连续报道。《报刊文摘》《语言文字报》《钱江晚报》,以及《团结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纷纷作了报道,当时在上海电视台《今日印象》当记者的黎瑞刚还专程赴京采访。

        我们知道,钰泉主编这个“率先”是有风险的。当时国内的一些重要媒体都在为王同亿的《语言大典》发文章,他们还借助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造势。此前吹捧王同亿和《语言大典》的报道很多,有报纸以整个头版的篇幅发表《没有军衔的将领》一文,以惊人的措词褒扬王同亿及其主编的《语言大典》,说王是“文化界家喻户晓的名人”“超人”“奇人”“著作等身”“超韦伯斯特”,说《语言大典》是“换代性产品”“当代中国辞书之最”“竖起了一块里程碑”等。有的机关报也是吹捧有加。在《语言大典》被公开揭露为“谬误大全”之后不久,1993年6月8日《北京日报》以通栏篇幅发表记者专访《背辞典编辞典的奇人王同亿》,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新华社记者杨飞一个电话打来:‘你忙吗,推荐一个人,他新编了《现代汉语大词典》……这可是汉语词典的换代性产品,你去采访他,不会让你失望……’”当时,我们十分担心,此事会在某种干预下被压下来。

        8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以第五版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张青、紫裴文章《“著作等身”之后》。紧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状告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一案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状告王同亿及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褚钰泉同志主持的《文汇读书周报》均在第一时间作了报道。

        后来,《文汇读书周报》的忠实读者于光远先生读了徐庆凯等人的文章后,认为批评得还不够,亲自查了《语言大典》中“数字一到九十九”的释文,将发现的问题写了长达四千多字的文章《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于老说:“谁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人编出这样的‘辞典’,也想不到这样的辞典能够出版,并且被大肆吹捧,得到很大的鼓励。”他指出:“这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求是》杂志社的李下(瓜田)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无知却有胆快去编辞典》的檄文:“让我纳闷的是,这么大的出版物,出了这么多问题,开了这么大的玩笑,怎么会出笼呢?要知道,像这么严肃的大型工具书,一般要经过多少人把关啊!都睡着了?”各地报刊和杂志陆续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至此,由中国辞书学会组织的对《语言大典》和“王同亿现象”的学术批评在《文汇读书周报》和钰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得以吹响了号角。

        当时,我们十分佩服钰泉同志的胆量,特别是《文汇读书周报》的《“著作等身”之后》那篇文章中的很多语句、用词很有分量,如:“对一部大型工具书的评判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声音又再度响起”;“王同亿接连被告,其结果自待法院来裁决;然而围绕着王同亿及其词典所发生的一切——这里不妨称之为‘王同亿现象’——却更为令人深思”;“对此,大众传播媒介当审视自身,学术界也当就批评的喑哑自我反省——为了读者,也为了文化;不只是针对王同亿,还应针对‘王同亿现象’”。观点鲜明,文字老练而犀利。在彼此交往熟悉之后,钰泉同志还把《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读书版编辑房延军(伊人)、曹正文(米舒)等介绍给我们出版社,在这两家报纸也发表了多篇批评文章。有一次,我问褚主编,这些让人击节赞叹的话语是如何写出来的,他告诉我们策划的经过:因为初稿出来后并不满意,于是调集了另一位记者徐坚忠(紫裴),最后是他定的稿。他说,这位记者笔法很好,看问题更有深度。

        当褚钰泉同志离开主编岗位后,他给辞书社同志发函,感谢出版社对他工作的支持,出版社的同志也感谢钰泉先生,在拜访他时谈及往事,钰泉同志只是淡淡地说:“应该的。”话语很简单,态度很淡定。钰泉同志就是这么一位低调而极富正义感的好朋友。

        钰泉同志不幸驾鹤西去,很是悲哀。哲人其萎,共志哀悼。值得宽慰的是,钰泉同志始终如一地关注着这一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坚持着在做“应该的”事儿。新世纪初,王同亿又出来折腾了,继续胡编乱造了几本“词典”。2004年8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秦振庭的文章《九十年代:群起而评“王同亿现象”》,又一次站在了批评的前列。

        我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忠诚读者,蒙钰泉同志和《文汇读书周报》后任的诸位主编不弃,我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文字交由《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我晚年的新作《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更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率先连载后集结成书。在此类互动之中,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是寄希望于端正学风、严肃创编新的词典,为我国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乃至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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