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真实生态

    闷热，无心写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和书信集。

    他的此类作品，内容宏富，既有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也有个人的精神轨迹，诱人沉醉，如饮清泉，如啖甘饴。

    陀氏真穷，文字里多记他对稿费的计较和渴望。虽然巴尔扎克也穷，《人间喜剧》的浩瀚气象也是金钱的推动，但是，他是为多余的欲望买单，而陀氏的穷，穷在基本的生活层面上，是深切之痛。

    陀氏对《现代人》团体和涅克拉索夫有大怨，认为涅克拉索夫等人是文坛市侩小人。由于陀氏那时是文坛新人，作品到了涅氏手中之后，总是长久搁置，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等待。待后者即将绝望的时候，才告知刊载消息，意图是让陀氏放低身价，把文稿贱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恨之入骨，又不得不屈从，因为他得活，得写作，还期待着被社会认同。

    事实上，从巴纳耶夫娃的回忆录里得知，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祖国纪事》《现代人》的出版，也是穷人办刊，总是陷在入不敷出的困境。由于要保证稿源，还要“打眼”，以“团体”的形式拢聚着一些骨干作者，包括屠格涅夫。为撑门面，涅克拉索夫常常是拿出自己私人的积蓄，别林斯基的文章也基本上是交给自己的刊物发表，且几乎是不取分文——穷与累，让他病，终至早亡。

    在这期间，屠格涅夫的表现，才真正的近乎小人。他是贵族，有自己的农庄，有自己的农奴，生活富裕，不然也不会有《猎人笔记》那样从容有闲的文字。但是，作为同仁，他给《祖国纪事》写稿，也是待价而沽，如不满足，就威胁撤稿，拿到别林斯基论敌的刊物上发表。他再普通的文字，在涅克拉索夫那里，也要拿到每印张三百到五百卢布的稿酬，而陀思妥耶夫的呕心沥血之作，也不过每印张五十到一百二十卢布。

    屠格涅夫因为有钱，所以有社交风仪，总是在女人的裙边周旋。他酷爱虚荣，总是编造自己的绅士故事。他从《祖国纪事》编辑部拿到稿酬走到街上，遇到一个熟悉的贵妇坐着马车从身边经过，急步上前献殷勤，抓住贵妇的手吻个不停，约人家小饮。被拒绝之后，他又踅回编辑部，对涅克拉索夫等人绘声绘色地描绘，说他拦住了惊马，救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涅克拉索夫当然能猜到那个真实的场面，但为了稳住他为刊物写稿，还是送上赞叹。屠格涅夫沉浸在自己编造的神话中，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不会获悉，他只会从“被侮辱与被迫害”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是看到涅克拉索夫的势利。作为两大同人刊物的经纪人，涅克拉索夫当然要有些基本的经营之道，他是在为“共同的信仰”代人受过。这是个恶性循环——涅克拉索夫及《现代人》被当局和时世所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所迫”，本“同是天涯沦落人”，却不能相互理解、惺惺相惜。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个侧面，这就是伟大的别林斯基为什么既不见容于专制势力，又不被“同路人”真心拥戴的一个真实原因。

    其实，陀氏也有不被人知的另一面——他流放之后大变，向沙皇妥协，并且主动示好。他的《罪与罚》就是献给皇太子亚历山大三世的。他与当局的书报检查官经常有书信往来，在信中大骂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认为别林斯基“混乱”“幼稚”“无耻”，认为屠格涅夫的《烟》是失败之作，坏得一团糟。他总是预支稿费，因癫痫症经常发作，作品常不能如约完成，诚信度极差。他经常赌博，把血汗钱一夜输光，然后四处求援，让人可怜。为此，他多次接受反动势力的资助，并为其唱赞歌。他信奉基督，仇视社会主义，对“革命党人”殊少同情心。他对女人有极端的柔情，通信里总有“吻你的纤足”“吻你的小脚”之类的香艳字词。

    究其原因，是他视写作为唯一生命，为了写作，他可以不顾及操守。

    中国人总讲“文如其人”，其实文与人常常是分离的，古今中外不乏例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人如此宵小，作品却那么伟大，直让人想到钱钟书的确是个“通人”，他说，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何必一定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便可以说，这种文与人的不一致性，或许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特别赞成祝勇关于大历史散文写作的一个理念：历史的走向，往往不取决于道路，而是取决于行走的脚——脚下的一颗沙砾，往往会趔趄了步伐，留下歪斜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