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出发思索东西方哲学的融合

    在古代，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阻隔，东西方文明都是独立孕育、形成的。但是人类的创造性恰恰在于不满足于自然的安排，只要条件许可就一定要突破这些阻隔，展开相互交流、冲撞并且相互促进和影响，所以东西文化的交融从很早时候也就开始了。如果从有文献可考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算起，至少也有2200余年的历史了，而且越到晚近，交融的频率、深度和质量越突出。影响所及，有关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国际学术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积累深厚；这样，要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就成为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近读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宋荣培教授所著《利玛窦的西学及其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感觉因其角度、方法、视野的独特，在同类著作中别具特色，由此再次使我联想到十余年前为作者所著《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文版撰写书评时获得的一种强烈感受，即思想史、文化史确实是可以做到“常写常新”的。

    《利玛窦的西学及其效应》一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总览漫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基础上，撷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利玛窦展开重点分析，并且介绍了朝鲜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文化的反应。第二部则站在当代世界思想理论的制高点上，对近年来致力于东西方哲学对话和融合、相当活跃的哲学家们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甄别，对植根于东西哲学及其世界观的本质性差异、文化认同的未来可能做了剖析和展望。

    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史性著述，前已提及，张骞出使西域而展开的这一进程、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与西方物品的双向流传，还不足以形成东西文化和文明的大规模交流；一代豪杰成吉思汗所发动的西征，震动了全欧洲和俄罗斯，但不过是一种军事武力的征伐；而作为忽必烈特使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回国后出版的《东方见闻录》一书确实引起欧洲的好奇，但继而产生的是更大程度的对东方社会的怀疑。直至十六世纪后期耶稣教向东传播，利玛窦出现了，这才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种评定呢？作者的解释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个正式受到西方学问和教授的人学习了中国文化，并且逐渐给中国文士传授那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宗教、学问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另一方，自16世纪明末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前即西方思想尚未正式涌入东亚以前的四百年间，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解、回应充满了曲折的经历、复杂的心境和艰难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当然，作者对利玛窦的研究绝不仅仅停留在对其典型意义的评定上，更是深入到微观领域和具体文本进行爬梳和辨析，体现了其思想史研究的卓绝功夫。本书对利玛窦的学术传教历程、对其重要著述《坤舆万国全图》《天主实义》所体现的基督教与儒教的对话意向以及借助原始儒学而彻底否定性理学的形而上学构造都做了精深的分析，对中国文人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最初情形、韩国“实学”的兴起，尤其是洪大容的相对主义思维和变革的逻辑、茶山哲学与《天主实义》之间哲学范式的类似性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利玛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功绩，使这一微观研究的宏观意义和价值再次显现出来。

    研究历史的目的最终还要归结到现实问题以及基于当代立场的理性分析。可以说，本书也不是一部纯思想史、文化史的著述，相反，它有急切的现实关怀和当代视野，这构成了第二部分《东西哲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的基本内容。作者从影响广泛的美国当代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观点及传统意义谈起，甄别了其将“现代”（modernity）问题归结为启蒙主义计划的失败、从而启迪其寻求亚里士多德主义同儒教之间对话的思考逻辑，在此基础上，作者不无沉痛地指出：“我仿佛听到了坚持历史主义观点的麦金太尔在厉声质问我们，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语境当中，我们的‘自我认同性’被我们所认识和付诸实践的到底有多少？”真是振聋发聩的自我反省！无独有偶，在东西方哲学交融前的早期，有机体的自然观都有表现形态，然而，科学主义和近代理性的膨胀造成了这一理解世界的哲学观的衰微，作者认真地分析了东方的生命自然观和“天理”所具有的道德形而上学意义，顺理成章地认为，为了拯救当代困境，实现东西方哲学在新的有机体自然观上的融合具有紧迫的现实性，指出，“为了建立新哲学，我们应该不断去尝试追求东西方哲学的融合”。

    此外，在“全球化”（globalsation）时代“文化认同”问题异常突出起来，作者认为，这种“认同”不是“拒斥”、也不是“归一”，核心问题是：“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认同’和‘他民族文化’之间取得协调、平衡和发展？”据此，作者对“亚洲价值观”与“儒家式资本主义”、对“工具”理性与儒家的“美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辨析，认为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是21世纪东亚哲学界所应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课题。

    还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作为附录的《东亚文化认同的过去与未来》不仅从总体上沟通了历史性与当代性，而且是更体现出作者不回避棘手难题和困局、进行这样一种研究的动机、目的和情怀的相当重要的总结性文字。作者回顾了东亚国家漫长的历史命运和坎坷的近代遭遇，指出，韩中日三国在过去总体上都处在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但是在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这段时期里，作为严重受害者的中国和韩国和作为残忍加害者的日本，却以彼此不同的状况经历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并体验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如今，三国都在向世界市场跨进。那么，对于它们来说，联接以前的以“中华文化”中心体制相类似，能否创造出一个具有不同的现代面貌的“东亚文化认同”模式？如果可能，究竟应该从何种层面来理解和探求？“这一问题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作者通过审慎的思考，认为，东亚从“儒家式社会”那里所继承下来的“信念伦理”——超越个别国家的眼前利益——能够作为“公共伦理”发挥作用，因而确信“它能够作为形成东亚未来文化认同的基石”。

    或许是专业背景的不同（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东西文化交流和变革的当代境遇和背景中，我更关注资本的作用、功能和对世界的重新塑造，不仅仅是对社会的经济活动、阶级阶层结构、政治格局和国家财富、国际地位的影响，更关乎新的文化、哲学和观念的创造及其基础，即一种新的文明离开资本是否可能？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所宣传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呈现马克思本人对资本问题宽广视域和深邃思考；而西方相当多的论者在并未认真阅读马克思庞大的手稿的基础上武断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同样遮蔽了马克思在西方思想传统的近代转换中寻求变革的意旨、思路和取向。因此，我认为，分析全球化时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文化和哲学的创造，马克思的维度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根本没有资本作用甚至不晓得资本为何物的情况下所培育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能拯救资本所造成的危机和困境？作者在本书中只是极偶然地提及马克思，对当代社会因素的分析中对资本的分析又比较单薄，这是我阅读此书感到不满足之处。而我知道，作者本来是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的，他于上世纪70-80年代留学德国期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其所撰写的新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其超越意识形态偏见、而基于近代社会变革的事实所作出的选择，我认为，这恰恰是其超出同类著述最精彩的地方。因此，我期待，作者在关于传统文化的当代变革、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创造的思考中也加入这一当代性维度和背景。姑妄言之，请作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