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否已是“民族国家”及其他

    历史学的魅力，往往在于换一个时空看待仍然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近期翻译出版的中古史专家史怀梅（NaomiStanden）教授的《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CrossinginLiaoChina）一书中，便从颇具中国特色的“忠诚”观念出发，探讨10世纪越境入辽朝的人物身上所呈现出的认同观念，为理解广为学界讨论的“唐宋变革论”，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变迁，提供了颇为有意思的视角。

    一、民族国家与“唐宋变革论”

    理解唐宋之际历史变迁的一个关键处，在于破除“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近代起源的学术“神话”。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和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这两位当前被研究者所广泛援引的理论家的看法，“民族国家”毫无疑问地是个现代现象。无论是对于内外主权、同质性认同的强调，还是封闭性疆界的主张，都是在现代印刷资本主义兴起、跨越国境的（工业）贸易横扫全球之时才渐露端倪。传统的饱含神圣性和等级性的王朝政治，往往流于帝国（天下）的至大无外，疆界不明、认同多样，根本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在某种程度上，“唐宋变革论”其实是这种论调的“逆反”。提倡此论的京都学派，虽然内部在论述内容上多少有些出入，但都主张将民族国家从那种带着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式世界历史叙述中抽离出来，从而在中国或亚洲社会内部寻找自身的现代性因子。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美国的哈佛学派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为代表的普世主义叙事方式，在京都学派看来，现代性并不完全意味着步武西方（苏俄）历史之后尘，在主流的现代性道路之外，仍然存在着多元现代性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的论说中，那种将民族国家的形成视为现代西方历史变革产物的看法，显然忽视中国历史内部的多样性内涵，尤其是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

    与将民族国家视为近代西方产物的看法相抗衡，宋代被视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开端。在至大无外的汉唐帝国消陨之后，继之而起的宋代在辽、金、夏等边疆政权的夹击之下，于举步维艰之余，渐生出一种比肩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制度。宋辽的和议（澶渊之盟）被视为是催生一种饱含民族认同的我者与他者的区分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而这种趋势又在宋室南渡后危机四伏的历史局势下，逐步发酵，终至在“夷夏之辨”的儒学论述中被何炳棣视为中国在领土、疆界上转至内向（turnedin⁃wardpsychically）的明证。在后续的诸多历史论述中，作为民族国家的宋代，不仅有着明确的主权意识、疆界划分，也有着敌我分明的政治认同，它们与繁荣的商业经济、城市文明、超越阶层的选官制度、世俗化的儒教相激相荡，似乎就此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在古代中国挂起了一面“民族国家”的大旗。

    不可否认的是，在多元现代性汹涌如潮的当下学界，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看法，虽然试图打破现代性的垄断性论述，但以一种“逆反”的追溯作为历史研究的手法，显然在有意或无意中仍潜藏着为学者们广泛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传统/现代、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不过，撇开具体的理论预设和二元对立而言，“唐宋变革论”对于民族国家现代起源的“逆反”，却仍然有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如果说宋代乃是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那么如何理解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或者说如何理解至大无外的汉唐向日渐收缩的宋明的转变，则构成了这种论述的一个不得不追溯的问题。这种转变，是至大无外的“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变化，还是别具特色的中国式变迁呢？

    二、忠诚的三种类型

    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这种疑问，并非无的放矢。在史怀梅教授看来，以往对于“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实际上注重的是“我们是怎样达到宋的”，而不是“我们是怎样走出唐的”。换句话说，以往的学者过于聚焦在宋代所具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涵，而忽视了这种内涵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维度。如果我们接受将宋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看法，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固然在于宋代的独特性，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此前唐代所具有的非民族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以“我们是怎样走出唐的”为问题导向，史怀梅教授的研究意图并不在于探讨宋代是否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绕过这个聚讼纷纭的主题，径直接受了该预设，从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具体的历史走向。一方面，作者以经典的民族主义理论为参照，援引西方汉学界对于越境者“忠诚”观念的类型划分——通敌（collaboration）、隐逸（withdrawal）、忠义（loyalism）。另一方面，则试图激活儒家传统中的“忠”观念，从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出发思考越境者的认同与处境。两相结合和对比，生发出了颇为有趣的视角。

    在西方汉学研究中，从越境者的角度进行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已经是颇见成果的研究视角。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元、清以及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抉择的分析，来看待民族国家的忠诚观念。在这种研究视角中，“通敌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自愿为新政权效力，隐逸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拒绝为新政权效力，有时也称为归隐，这是一种脱离政治生活的追求。忠义则是指在军事、智力、文化各方面英勇抵抗直到杀身成仁”。如果一个越境者为各种类型的新政权效力，那么显然属于通敌的行为。顺带一提的是，此前为媒体热吵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的英文名便为Collaboration：JapaneseAgentsandLocalElitesinWartimeChina，所探讨的其实是战时的通敌者。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严格的疆域观念和敌我分明的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研究的底色。面对着异族入侵、山河变色的时局，那些旧朝的臣子和士人们，其实只有三种抉择，也只能以三张面孔出现：忠贞不贰的旧政权拥护者、为新政权效力的通敌者、脱离政治生活的遗民和归隐者。无论是哪种选择，背后都充斥着民族国家的道德审判，政治疆域的界限与道德、认同的界限紧密合一，容不得任意妄为。

    然而，在史怀梅的研究中，两宋之前（具体而言是澶渊之盟前）的“忠诚”观念，却并非如此。作者在此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中国特色的“忠诚”观念，一种是关系型的忠（rationalloyalty），另一种则为理想主义型的忠（idealisticloyalty）。前者强调的是臣僚与君主相互依存的关系，后者则要求臣僚应当有更高的追求，例如道德使命、文化传承，特别是对于道的追求。在南宋新儒学未兴起之前，主导中国的忠诚观念，不是那种“理想主义型的忠”，而是“关系型的忠”。按照作者的看法，“10世纪的人们似乎对边界线一词没有多少概念，他们是依据行政中心和效忠的对象结成群体，这也是前现代欧亚大陆的普遍现象”。换句话说，彼时朝臣的忠诚观念，所遵循的其实是有别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型的忠”，看重的不是所谓的抽象性的民族国家，而是具体的王朝和效忠对象。以此种个人化的方式来对待边界和忠诚，既可以生成臣子对于王朝的效忠，从而在易代、动荡之际以忠贞不贰的面孔出现，也可以通过君臣之间互惠互利和高度私密化的手段，转变效忠对象，而不至于背负通敌的恶名。

    三、王朝与民族国家

    近来大陆学界关于民族国家的探讨，是一个既充斥现实意义又有着深厚理论背景的领域。由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反向窥视，传统中国到底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曾是学者们聚讼纷纭、争论不已的问题。持“帝国论”的学者大致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帝国”（empire），其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断裂性，要远大于二者的连续性。与有着清晰主权意识和认同观念的现代中国相比，传统中国显然是一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同那些由来已久的欧洲视野内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别无二致，不分轩轾。但在“民族国家论”的学者看来，起码自宋代开始，中国便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有着清晰的人我之别的认同意识，不乏固定不变的领土和疆界。

    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无论是“帝国论”，还是“民族国家论”，均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框架。以此二种概念理解传统中国，虽然不乏比较文化上的洞见和新意，但历史事实与概念诠释之间的隔阂，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解释上的困境。从而，摆脱此种框架的束缚，寻求中国本土的解释，在“帝国论”与“民族国家论”之外，开辟出所谓的“天下论”来阐释传统中国，便构成了一部分学者的选择。

    持“天下论”的学者，总不免要提及梁启超那句在《新民说》中对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然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梁启超紧接而来的那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论断，似乎因过于熟悉而为学者们轻轻放过。若是我们稍微浏览过相关典籍，固然处处充斥着关于天下的论述，但比之天下，“王朝”“朝廷”却毫无疑问地也是看待历史和政治的核心。如果说“天下论”构成了民族国家论的对立面，那么王朝和朝廷的理念又与民族国家论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在这里，史怀梅以“唐宋变革论”为背景出发的关于“忠诚”观念的梳理，显然为我们理解中国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王朝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在王朝的视野中，忠诚的观念，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有着严格的边界，也不是诉诸于抽象性的文化和主权认同，而是如史怀梅教授所指出的，围绕具体的行政中心和效忠对象而展开。无论是在孔子那著名的关于忠诚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断中，还是管仲不仕周王而助齐桓公称霸的例子中，臣子的效忠其实有赖于君臣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或者至多与延续王朝命脉的社稷相关，远未形成以严格的认同边界和疆域边界为标准的民族国家的忠诚观念。

    民族国家的认同，实际上一方面要求着超乎具体私人之间的忠诚，而另一方面又以严格领土边界和认同边界作为忠诚的上限。史怀梅的研究显示，那种关系型的忠在10世纪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易主和越境的行为不但不被批评，相反的，却广泛地出现在史料之中。“在10世纪头几十年里，存在于边疆地区的多个政治中心，使人们倾向于用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的方式对待边界和忠诚。”真正的变化，出现在11世纪。随着政治逐渐由10世纪的多方角力变为辽宋两方对抗的稳定期，文化差异日益与政治立场的差异联系起来。原本的那种“关系型的忠”所导致的易主和越境的行为，被视为一种不合文化立场和道德标准的做法，在备受批判之余，逐渐走出历史的核心位置。宋与边疆政权之间日渐严明的政治对立，以及新儒学对于“夷夏之辨”的鼓吹，显然催生一种继之而起的近似于民族国家认同和忠诚观念。

    不过，在这种看似有效切开了讨论空间的视角中，问题仍然在于，如果11世纪的宋代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面目而出现，那么原有的“关系型的忠”的观念，以及王朝观念，是如何被纳入到敌我分明的饱含道德内涵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当中呢？那种“关系型的忠”是否仅仅只是王朝认同的专属，是不是还应纳入诸如“封建”“诸侯”等传统政治范畴进行讨论呢？作为民族国家的宋代的忠诚观念，与新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对于“夷夏之辨”的强调，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忠诚观念已经在宋代取代了传统王朝的“关系型”的忠诚观念，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如梁启超等近代中国人对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呼唤呢？显然，由“忠诚”观念出发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虽然颇富创造性，但仍然遭遇到了复杂历史语境的诘难，理论视角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