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身边的小女孩

    出版界友人向继东寄来徐方所著、刚刚出版的《干校札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期待久已的书。

    这不仅是因为，我和作者徐方一样，也是少年时随父母下放干校的“小五七”，有着共同的患难经历和少时记忆；更是因为，徐方就是“咪咪”——那个当年陪伴在顾准身边的小女孩。“咪咪”的故事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并由此产生遐想，把她看做我们“小五七”中的女侠；期待有朝一日能找到她，听她讲在那特殊年代里与一位落难的思想家相依为伴的往事。不想这个愿望，竟藉这本书实现了。

    《干校札记》记的是1969到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在河南信阳地区息县成立干校，对知识分子“臭老九”进行思想改造的事情，“勾勒了干校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吴敬琏语），顾准与张纯音母女的友谊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遍布大大小小的“五七干校”，中央党政机关在全国18个省区共设立了106个“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个，而信阳一个地区就占了20个，其中息县一个县就有8个，是全国设立干校最多的地方。息县干校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学部的八个研究所都在息县的东岳，被改造的上千位学者中，有很多是中国顶级的专家——文学所有俞平伯、何其芳、钱锺书，外文所有冯至、李健吾、卞之琳、杨绛，语言所有吕叔湘、丁声树，哲学所有金岳霖、李泽厚，近代史所有刘大年，宗教所有任继愈，而经济所，则有顾准、巫宝三、骆耕漠等等——这个名单列下去还会很长。

    这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当时在干校大多是戴罪之身。顾准虽是青年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界领导人，但因生性耿直，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了专政对象。

    正如书中所说，顾准的后半生极其不幸，“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但他又是幸运的，能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来到经济所当研究员，栖身这样一个他称之为“聚宝盆”的小环境。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他们同情、理解和尊重顾准，使他在这里“如鱼得水”，“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经济所的干校设在息县东岳这个“寸草不长，非常荒凉”的大平原，“臭老九”们住席棚、仓库，点煤油灯，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从《干校札记》中我们看到，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顾准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尤其是在干校搬到明港，他有了一点点读书与研究的空间以后。正是在干校，他试图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在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年代，顾准能一花独放地创造这样的思想奇迹，除了他有着特立独行的傲骨和超乎常人的坚忍精神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那几位同情、理解和尊重他的同事与他一起下放到了七连（经济所在干校编为七连），“给予了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这其中就有张纯音和她的女儿咪咪。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当时要对一个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表示同情，要冒多大的风险，顶着多大的压力。那时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同情“敌人”与之同罪；作为“黑六类”的子女，更是要沦为贱民，备受歧视，只有坚决“划清界限”才有一条生路。顾准的妻子被迫离婚，继而含恨自杀；挚爱的五个子女远离他而去，至死未能见上一面。在这种惨烈的人生悲剧中，张纯音和咪咪对顾准的“关心和照顾”，显得是那样弥足珍贵。

    文革初，为了接济连饭都差点吃不上的顾准，张纯音偷偷在他桌上放上80元钱。在干校，顾准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张纯音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她让女儿躲开监管的视线，给身体不好的顾准送去的奶粉、罐头等，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咪咪每次去给“顾伯伯”送食物，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我深深地体会这样做的不易。那是一个人妖颠倒，好人不敢行善，人性之“恶”被充分释放的年代。在《干校札记》中，徐方就写了专制政治下普遍存在的怪胎——告密文化。告密、揭发检举他人致使他人倒霉，这本是一件恶行，为有良知的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告密和揭发检举却得到大力提倡，美其名曰“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的表忠行为，以致于盛行一时。《干校札记》中记叙了发生在七连的几起告密事件。告密者既害了别人，也使自己因道德有亏而被人疏远，长久地负上了良心债。告密文化，不能不说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极大戕害。

    还有荒谬绝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去过干校的人都会记得这场运动。我小时候跟父母去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就成天有人被打成“五一六”；也看过阎刚等作家写的在湖北向阳湖干校被诬陷为“五一六”的惨痛经历。但对这“五一六”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始终没太弄清楚。在书里，徐方对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具体事例做了比较清晰的描述。

    “五一六”原是文革初期一个很小的组织，后来被描述成一个莫须有的“全国性反革命组织”，利用来作为斗争工具。抓“五一六”，完全采用无中生有的构陷，“车轮战”“逼供信”等残酷方式，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如冯宝岁）。如此高压下，人们被逼无奈不得不去构陷他人。这个过程，就是把人变成鬼的过程，以致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自杀，有些原来的好同事因伤害和被伤害而形同路人。

    当年学部是抓“五一六”的重灾区，书中提到七连的“五一六”就有吴敬琏、周叔莲、方留碧、经君健、张守一、黄范章、乌家培、张曙光等人。1972年干校撤销时，全学部还有69个“五一六骨干分子”不许回家。

    现在我们反思“文革”，最应该反思和清理的是文革对人性及道德的影响。当今人们痛感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应该说肇始于“文革”。“文革”虽然已经结束50年了，但它的幽灵、它的阴影还会长久留在人们心底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社会。

    正因如此，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表现出的正义、善良、勇敢等品质，人与人之间相知、同情、怜惜的感情以及鼓励、扶助等行为，就显得是那样可贵，可以说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格外珍视和发扬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干校札记》中，徐方写了她的母亲张纯音为什么能冒着危险支持和帮助顾准。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专家，父亲张耀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后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母亲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与庐隐等人并称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她交友只看重德和才，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她不仅帮助过顾准，还帮助过“文革”中挨整的孙冶方、骆耕漠等学者。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她教育子女的方式，她“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她给咪咪讲顾准的人品、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在女儿心中唤起对这位“可怜伯伯”的同情，让咪咪成了帮助妈妈照顾顾准的小帮手，成了孤苦度日的顾准身边亲密的“小尾巴”。

    用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的话说，在息县干校，正是顾准“政治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吴敬琏先生说：“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一家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尽自己的可能呵护帮助顾准，使他能够在短暂生命中为我们留下其价值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与顾准交往，也使咪咪得到了那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师长的指引。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多少青少年蹉跎了青春。咪咪何其有幸，能在顾准这样睿智的长者指导下读书，自学数学、外语，还给别的孩子当小先生，以至于在日后恢复高考时能以初中学历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命运。

    咪咪与顾准的友谊延续到从干校回京以后。在北京，张纯音一家与顾准成了近邻，仍保持着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顾准在与张纯音的“每日长谈”中“梳理思想”，咪咪也一如既往地像女儿一样关心着顾准。

    这一时期，顾准收经济所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等中年学者为徒，一起翻译、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的最新理念；他们幸而有宗井滔这样“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的图书馆长，在严密的禁锢中打开一道通向外部世界的缝隙。这一时期顾准写下大量学术笔记，准备写一本《东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大书。可惜，病魔斩断了他的学术研究思想探索之路。顾准因晚期肺癌住院直至去世，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和经济所的几位老同事老朋友，而他日夜苦盼的孩子们却始终没有出现，这无疑是顾准临终时最大的痛苦与遗憾。远在兰州的咪咪给顾准写来了信，安慰他说：“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人世间还有这样的真挚情感而深深感动，也为顾准临终时能得到这样“不是女儿，胜似女儿”的亲情而感到欣慰。可以说在人情上，上帝为顾准关上了一道门，却又为他打开了一扇窗。

    至于顾准儿女对父亲的绝情，虽然令人遗憾，但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人间悲剧。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正如骆耕漠先生所说：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承受着太大的政治压力，一时难辨曲直。徐方说，顾准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那段岁月是每个中国人心底一道巨大的伤口。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历史。不是去追究哪个具体人在当时的具体表现，而是从整体上反思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避免那些惨烈的、不堪回首的民族悲剧、家庭悲剧重演。这，就是《干校札记》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