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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如果没死，他现在刚好五十岁。
2012年1月24日，挪威先锋作家和诗人斯蒂格·塞特巴肯（StigSæterbakken）自杀。
他的同胞、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炙手可热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OveKnausgård）说过：“塞特巴肯对我这一代作家来说绝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他是克瑙斯高自我探索式风格的先驱。例如，他1999年出版的小说《绍尔穆格》（Sauermugg）用意识流方法将童年的回忆和现在对婚姻和生活的喜剧性思考交织成绵绵不绝又不可预期的文字洪流，忽而愤世，忽而自责，忽而昂扬，忽而沮丧。
丹麦诗人和作家纳娅·玛丽·艾特（NajaMarieAidt）曾于2014年秋天在纽约斯堪的纳维亚协会的一次演讲中分析：
斯蒂格·塞特巴肯的作品与许多北欧作家的著作相仿，它们往往以“黑暗”著称，阴郁的和黑暗的。但在塞特巴肯作品的语境中，黑暗又意味着什么？非常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描写孤独、沮丧、绝望、幻灭，它们笔下的社会固然在许多方面是有效的和非常民主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可以回溯千年的文化，看重由自己来承受一切，决不和他人发生必要之外的联系，能回避就决不参与。这种文化背后的观念是，更好的选择一向是回到家里，沉浸于冬季的黑暗，对自己从未做过的每件事感到懊悔，并放弃能让事情好转的任何计划，因为根本不会好转。正如塞特巴肯在其小说《自我约束》（Selvbe⁃herskelse）中通过主人公安德烈亚斯·费尔特所作的如下表达：
“我想：我永远也不能再次体验幸福了。不，这不是想法，这是必然……一种像洪水一样从我内心喷涌而出、无法抗拒又无孔不入的必然……我永远也不能再次体验幸福了。”
但是我认为，所谓的黑暗还涉及别的东西：一种要描写世界本来面目的强烈欲望。无意让世界变得更迷人，更平稳，或更有魅力。无需回避生活中丑恶的事实：体液，死亡的味道，焦虑的声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的可怕感受。可以肯定，塞特巴肯不讲甜言蜜语。汉姆生不讲甜言蜜语。伯恩哈德也不讲。非常多的欧洲作家——特别是北欧作家——都不讲。可是，塞特巴肯、汉姆生和伯恩哈德的作品也不时让人捧腹，因为没有哪种笑声能比地狱深处至黑至暗的笑声更响亮！这就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探究人类生活中那些最痛苦和最无法忍受的方面，这样强烈的欲望有可能演变成浸透了“黑色”幽默的怪诞。差不多每样东西都暗藏在字里行间。细微的暗示，但并非一切都有解释或得到展现。读者可以同行，但必须自己得出结论。
1966年1月4日，斯蒂格·塞特巴肯生于挪威奥普兰郡的利勒哈默尔，十八岁出版诗集处女作，四十六岁自杀之前,已有十八部诗集、小说和随笔集问世。
2008年，他在担任挪威文学节的艺术总监期间，邀请因否认大屠杀而身败名裂、并在奥地利获刑三年的英国二战史学家大卫·欧文为次年文学节的嘉宾，饱受攻击，于是挂冠而去。
克瑙斯高2012年5月公开表示，邀请欧文是个绝妙的想法，他甚至想就此给报纸写篇文章，但知道这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必然对他形成长久的羁绊，因而选择了自我约束。“现在我为此后悔，并感到羞耻。”克瑙斯高说。
事情闹到不可开交时，他曾写电子邮件给塞特巴肯，鼓励他顶住压力。后者立刻复信致谢，但表示为时已晚，再过一个小时他就辞职。
像克瑙斯高一样，塞特巴肯也是摇滚歌手和足球运动员。
有时候，他还以“邪恶的”足底按摩师的面目出现。
克瑙斯高两口子都认识塞特巴肯。琳达·博斯特伦在与克瑙斯高确立恋爱关系之前，便已和别人联合翻译了塞先生1997年的小说《暹罗人》（Siamesisk）。克瑙斯高所著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inKamp）也有多处笔墨写到他。如第二卷中的一段：
我们去了酒吧，要了杜松子酒和汽水，找到两把空椅子坐下。琳达在这儿认识很多人，不停地起身，过去跟他们交谈，再回到我身边。我越来越醉，可是在人民歌剧院看见琳达时那种轻松惬意的心情还在继续。我们看着对方。我们是一对。她手搭在我肩上。我们是一对。她在和人交谈的中途迎接我横贯厅堂的目光，再莞尔一笑。我们是一对。
我们在那儿待了几个钟头，然后进到大厅紧里头的一个小房间，在两把扶手椅上坐下，塞特巴肯进来，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足底按摩。他声称自己长于此道。我说不，我就算了。琳达脱了鞋，把两只脚放到他腿上。他开始又按又摸，同时盯着她的眼睛。
“我很在行，对不对？”他问。
“对，好棒。”琳达说。
“现在该你了，克瑙斯高。”
“我就算了。”
“别当胆小鬼。快点，把鞋脱掉。”
我到底还是照他说的做了，脱掉鞋，两只脚丫子搁到他腿上。脚底的感觉确实挺好，可这是斯蒂格·塞特巴肯坐在这儿搓弄着我的脚啊，他脸上还挂着恒久不去的微笑，除了邪恶二字，再难找到合适的解释，说好听的，这场面因而平添了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矛盾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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