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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关学丛书》，让人感到震撼，眼睛为之一亮。我选读了其中一部分，深感这是一套意义重大、规模宏大、质量上乘的学术书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学”是一个非常响亮耀眼的概念。张载开启的关学，有非常鲜明的学术特色，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不仅是陕西地方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把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献集中在一起，加以全面系统整理，同时推出一些列深入研究的论著，不仅对陕西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全国有重大意义。
这套书规模也很大，总共有2330万字的篇幅，全面展现了关学的面貌，显示了组织者、整理者研究者和出版者的责任感和气魄胸襟。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这套书的文献整理部分有1870万字，占了较大比例，是这套书的主体部分。现在搞古籍整理，因为大家都讲效率，讲速度，所以很多书都选择了比较快的一种整理方式，即影印。而这次《关学文库》的文献整理，组织者和承担者知难而进，选了比较难的、也比较有价值的做法，就是深度整理，有辑，有校，有标点，进行排印。这样做的工作量往往是影印的数倍甚至十几倍，花的时间也长得多，要默默苦干、坚持好多年才能出成果。经过这样的深度整理，文献更完整、更丰富、更准确、更清楚，研究者使用起来也更方便，其价值就大大提高了，与简单的影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认为好的古籍整理应该达到三条标准，即全、准、清。对这套书来说，所谓全，就是要对整个关学的相关文献收集得非常全，包括对每一位思想家本人的文献也收集得非常全。这套书的古籍整理部分收录了从宋代到近代29位关学家的著作，大部分是首次整理，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关学的整体面貌。其中如林乐昌教授整理的《张子全书》，在原有整理本基础上，“补遗”部分补入了《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三种佚著，还将目前能收集到的张载传记、著述序跋、书目提要等共43种，辑为3个“附录”，成为目前为止收录张载著作和相关资料最齐全、最可靠的一个版本。
第二个是准。古籍整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或曰原则就是准。全，主要是目录学和辑佚学的问题。准，主要是版本学、校勘学的问题。要做到准，前提是精选底本和校本。要精选底本和校本，首先就要对版本的源流进行考证，要选准底本，精选校本，然后进行认真的校对。《关学史文献辑校》的校勘做得非常好，每一种文献前都有整理者所作的详细的“点校说明”，对每本书的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作了比较，选择了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选择了比较有价值的版本作为校本。然后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几种方式。
然后是清。一种古籍整理，文献收集很全了，校勘标点也很认真，但如果点校者没有把文献的内在框架结构理清楚，排列顺序、整理体例等处理不当，就会使这个书看起来头绪纷乱，使用不便。除了有些是因为整理者水平有问题处理不当外，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即文献篇幅较大，由几个人分别整理，为了各自的方便，或为了分别计算成果，把一部书分割成几个部分，没有将它整理成一个完善的整体。为了今人的微末利益，不顾古籍本身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关学史文献辑校》这本书也处理得非常好。因为原来有的刻本是把冯从吾的《关学编》和其他的书放一起的。现在把它们剥离，《关学编》是《关学编》，然后是几种续编，然后是几种学案，然后把它们相关的序言放在后面，这样条理就非常清楚，展现了关学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关于张载学说及整个关学的特征和价值，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大量研究，这套书中收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将这方面的探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我觉得，张载学说及整个关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继承孔孟学术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特别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现实世界人的生活，蕴涵着丰富、深刻、伟大的人文理想。大家都知道张载《西铭》中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和气魄。《西铭》中还有段很有名的话：“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后人把这段话提炼为一个核心概念——“民胞物与”，意思是天下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地之物都是与我相互依存的对象和伙伴。在一千多年以前，张载就提出了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具有超前性的思想。张载的这些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一种高尚远大的人文理想，是每个人以至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应该永远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称张载：“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者也。”
我们现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包括很多方面，如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人文理想等，其中人文理想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我们现在比较看重的是政治理想，比如说民主、法制等等；社会理想，比方说富裕、小康社会、中等收入、GDP等等，而人文理想好像还不太受重视。这表明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西方有它的人文理想，比如说民主、平等、博爱、自由等等。他们比较自豪甚至引以为傲，我们也很向往甚至崇拜。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文理想，孔子讲的仁、礼、道、义等，张载讲的四句话，还有“民胞物与”等等，就是中国古代最高层次的人文理想。中国古代人当然有平常的日常生活，但是也有真正精神的追求。他们的精神追去是什么，精神支撑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孔子、张载所倡导的这些理想和原则。中国古代人在这些价值观上达到了共识，因此不存在价值观的混乱、恐慌、缺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靠这些理想和原则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得到了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原则和标准。对最高统治者和各种当权者来说，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是一种制约，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是不大受制约的，不像西方的政治权力要受教会、商会等的制约。在中国古代，能对政治权力予以一定制约的，就是这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你作为皇帝，作为权贵，再怎么了不起，你也不能违背这些根本的道义，否则你就是无道，就要遭受惩罚。
我前几年写过一篇小文章指出，我们过去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拼盘式的，比方说以什么为指导，吸收什么东西，借鉴什么东西等等。我的意思是，构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像组装机器一样，人为地拼接组合，全盘移植也不接地气，不能生根开花。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建设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之一，而是它的基础。它与建设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不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而是主流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现在中央的提法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街上到处挂的标语都是这样写的。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认识，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律的认识，又迈进了重要一步，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在这个环境下，推出《关学文库》这套书，对我们构建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是作者在《关学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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