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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历史小说作家，著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得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姚雪垠历史小说奖等，2014年参加全国两会讨论时直陈反腐的历史教训，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同年作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聆听大家》栏目首位受访作家，对相关问题展开全面论述，受到广泛关注。
1985年，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回到故里南阳，二月河曾专程去看望他。当时，姚雪垠对二月河提出“康熙大帝”有些不置可否，并说：“这部书很难写。”
十多年后，二月河的《乾隆皇帝》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15年间，他出版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部13卷500多万言，声名鹊起。
然而，当他胸怀大志，希望完成更宏大的写作计划时，身体突然中风，恢复后已经做不了“大活”。可他很坦然。“强汉不能与天争，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老老实实地，就像太阳落山一样自然。你要是为太阳落山而悲哀，就每天都会悲哀，因为太阳每天都要落山的。”
近来二月河再度走进读者视野，是因为他的反腐论述不断出现。
他有一个独特的比喻：腐败就是社会的糖尿病，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暴发。一旦战争、天灾、饥荒种种不祥降临，也就是并发症来临，难免政权败亡的命运。在《二月河说反腐》（人民出版社）中，看得出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很多社会热点都在他的文章中有所体现，只是少了一份学者的条分缕析，而多了一份小说家的娓娓道来。
现在的二月河因为眼睛不好，已很少写作，即便是接受记者采访，也是“闭着眼睛”。
“是不是觉得不过瘾？”“你还想知道什么？”当他这么问的时候，突然觉得他穿过遥远的空间看到我的内心。所以，当他说对网络有一种敬畏的时候，我对二月河也产生了敬畏。
电脑做不来手工面
读书报：很多作家都“换笔”的时候，您坚持用手写。不论写多写少，哪怕一天一万多字。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您如何看待网络？
二月河：用手写和用电脑，就像手工面与机械面的区别。
网络不得了。第一，网络是文学和文学评论非常重要的平台。我对网络充满了敬畏。第二，我不会玩网络。看到一些网络文学、手机段子，我常常会感到出汗，现在人民群众的创作通过网络张扬起来，创造力充分展示，文学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是网络需要管理，也有一些龌龊，也有藏污纳垢的地方。
读书报：在网络上的一些历史小说中，穿越成为一大类型。
二月河：文学本身可以虚构，应该允许别人穿越，好或不好都是尝试。
读书报：听说您曾迷恋在网h下棋，那您关注网络小说吗？
二月河：我写小说起就不读别人的作品，我怕受到别人作品的影响。我视力也不行。我从写小说，就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一点请作家朋友们原谅。在部队的时候条件差，读的是历史、文学、哲学的东西。外国的经典的小说读了不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雨果的《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都读。
冯其庸要帮我“走后门”
读书报：在部队写新闻报道，之后写历史小说，好像您的写作道路非常顺畅。
二月河：我在写《康熙大帝》之前，接到的都是退稿，其中也包括《康熙大帝》。我还写了一点剧本，基本都被退稿。个别的也是非常特殊的原因，就像我写《戒烟的好处》这类文章，写出去后他们说感觉是在宣传抽烟的好处。《康熙大帝》之后，基本就没有退稿了。
读书报：不断遭到退稿，但是您依然坚持写下来了。
二月河：当然心里很难受，自己的劳动不被编辑认可，也有一些牢骚。感觉他们太低下。但是，退稿是他们的事情。我对自己有底气，对文学的认知有一点底气。
读书报：后来是哪位伯乐发现了您？
二月河：冯其庸先生。他看了我的论文说，你可以写小说，试试文学创作。我说我在编辑部没有后门，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事情我来做。他有这个话，我写起来就大胆了。
读书报：后来是冯先生帮您推荐的稿子吗？
二月河：他们约我的稿子。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听南阳日报的编辑说，有人在写康熙大帝，就找上门来了。之前冯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问题。
当时黄河文艺出版社的王汉章和顾仕鹏找到我，在这里搞了两天，测验我的历史知识。半天看稿子，一天半的时间两个人在那里提问题。顺治、康熙、乾隆……从穿衣吃饭、出行车马、皇祖关系、满汉矛盾到生活习俗、人情世故，全问到了。后来我问他们，问这些干啥？他们说，我们得知道你能写不能写，我们知道你研究红楼梦，不知道你形象思维怎样。我问结果怎样？他们说，你对答如流。
褒贬古人看贡献
读书报：之前在部队生活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二月河：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世界观也受到影响。
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也没有电视。我想读点书总比打扑克强。我在团里是理论教员，给团首长讲马列主义。我就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哲学，庄子，列子，墨子，研究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读书报：转业之后才开始写作吗？
二月河：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1980年，我在红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史湘云是禄蠹吗》《凤凰巢与凤还巢》等文章。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读书报：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勇气？
二月河：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著作涉猎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没看过的不多了，世界经典没看过的不少，但是看过的也不少。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按经典的标准审视我的创作，所以说我有一定的自信。我对自己的形象思维方面也有一定的自信。按我自己对历史、艺术的双重认识和理解，尽可能写好，我相信读者会给以青睐。
从1986年出第一本书到现在，30年了，读者仍然不讨厌我，我的书从黄河文艺出版社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到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直在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我实在说不出个准数。读者的厚爱给我很大的精神慰藉，我感到很温馨，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过去的生活环境。父亲到了晚年，我能每天让他吃水果，他吃什么药我能全包，我还有能力给下岗工人、给希望工程捐款。能做到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读者。读者就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是我的精神支柱。读者爱你，就拥有一切；如果不爱，一切都是痛苦的。
读书报：古文功底是什么时候打下的？
二月河：人到了穷极的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动力，我从部队参军，在大同，穿上长筒水靴，头上戴上矿工帽，戴上矿灯，腰里拴上一根绳子，下煤井下面，趟着那个黑水，从那水里面哗哗地趟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这个时候，你不论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你都是向上的。
我的自学生涯实际上是从大同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自学古文，实际上是在我们部队驻地那些破庙里边、那些碑碣上，用铅笔把那个碑拓下来，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钻研，读了这些东西。这在学术界称为“黑老虎”。所以读明清人笔记，可以像读报纸一样读下来。
后来读清史，读康熙、乾隆的资料，就非常容易。我以一年一卷30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把清朝康、雍、乾盛世130多年间既空前辉煌又行将没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读书报：为何选择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作为创作题材？
二月河：我以这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第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过贡献；第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
我写皇帝并不是对皇帝情有独钟，而是这样的人容易带领全局。他们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他们带领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辉煌，在回光返照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呈现出来。
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作品中的变化？
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一卷、第二卷，是我才入门写的。现在从社会学角度看，有些内容比较幼稚，有些武侠的成份，有媚众的嫌疑。但是到第三卷以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感觉有些唠叨。我听到周围朋友讲，喜欢《雍正皇帝》的多——观众有观众的看法，读者有读者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对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基本满意的，就像老爹看自己的闺女，怎么看都好。
今天反腐与历史上有四个不同
读书报：2015年，您突然成了“反腐专家”，其实您介入这个话题是偶然的机会。
二月河：我不是反腐专家，我是小说家，是偶然介入进来。对社会的思考是每个人的责任。腐败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
读书报：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腐的状况也大不一样吧？
二月河：反腐都是把非法所得收回，但是现在和过去的反腐不一样。
一是维护利益的根本不一样。共产党维护群众的利益，过去的反腐是为了家族利益，为了某几个人的利益。二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和老百姓有关联，但不直接。现在的反腐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人民关注的程度不一样，参与程度也不一样。百姓对腐败的憎恨化为一种力量，举报、揭露那些贪官。三是领导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也有机构，秦始皇设御史，就是监督官员们遵守游戏规则。纪检和舆论批评也就是这个作用。现在除了中纪委、检察院等社会公众机构参与，还有督导组、巡视组，群众可以通过公开的电话，自由向纪律检察委员会反映情况。政府阶层和人民群众高度认知，形成整个社会的反腐风暴。四是决心不一样。过去的反腐是点到为止，把腐败分子抓起来就完了，现在反腐，除了三严三实、群众路线教育等配合，老虎苍蝇一起打，这种措施，这种觉醒，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男女老少，共同关心反腐，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见过。这是从我的角度观察历史——我对历史认知也很皮毛。
读书报：您在《二月河说反腐》中也提到，现在中国的反腐力度之大，几乎是史无前例。同时也有一种看法，现在有些官员过于谨小慎微，不作为。
二月河：现在的反腐强度大家都没遇到过，人民会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些犹豫和彷徨，这都是正常现象。自古而今，没有因反腐而导致国家或民族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反腐植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心理诉求。反腐慢慢会进入常规化，进入正常秩序。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需要动员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共同研究，既不伤害官员的积极性，又让官员能有所警惕，不让自己走进腐败的泥淖。保持力度，加强民众教育，同时要从根本上、从文化上解决。对于官员的演变过程，清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年穷，二年混，到了三年不成人。一开始都想做清官，三年就不成人了。
茅奖这个事我不谈
读书报：您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二月河：在我小时候，因为钱的问题，我母亲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她说将来两个错误你不能犯，一个是，不是你自己的钱你不能要。不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要。另一个是，作风上不要叫周围人对你有议论。这两条原则掌握住，剩下的问题家长可以帮你，朋友、老师都可以帮你，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别人帮不了你。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设立了一些不能逾越的杠杠。
读书报：1995年10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初评，《雍正皇帝》在参评的120部作品中，曾被大多数评委看好，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历史小说第一名的身份入围20部候选作品。但最后未能获奖。关于作品参评，您都了解些什么？
二月河：我太知道了。但是这个事情不谈。我无话可说。
读书报：是不是觉得遗憾？
二月河：开始的时候有点遗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遗憾中过去的。好像别人打了个喷嚏，能有什么？根本没影响到我任何东西。所以千万不要遗憾。
读书报：能谈谈您现在的状况吗？
二月河：我眼睛不好，现在不写作品。我从一开始写小说，没再停下来，官也不想做，社会活动也不参与，专心致志写小说。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很平常的一个作家。能够有这个机会在文学领域里发挥一下，也是实现了我少年时候想当作家的美梦。这是老实话。中学时期，我心里就想将来当作家，成为一个有文学创造力的人。四十岁以后终于进入文学领域，我内心里感到满足。看看作品里一些不理想的东西也很惭愧，但是总而言之实现了少年、青年时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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