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识·文采

    这套丛书叫“叙旧文丛”，有幸也囊括了我的两本：一本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炉边絮语话文坛》，另一本叫《扑火的飞蛾》，专写女作家丁玲。

    老实讲，我之所以被这套丛书吸引，最先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装帧。这是我在福建教育出版社汤源生助理的微信上看到的，觉得十分素雅。我这辈子连写带编的书大约有六十种，其中二十来种是著作，另外四十多种是主编或合编的资料性读物，如果摞起来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遗憾的是缺少精品佳作，大多印得寒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跟海外学者交换著作，顿时就感到自惭形秽。这当然不怨出版社，因为装帧涉及成本，像我这种写不出畅销书的人，能自己不掏钱出书就应该感恩，好比农民工不要奢望穿名牌一样。不过人难免有贪欲，我看到叙旧文丛的封面图片之后，就向出版社毛遂自荐，说我也想入伙，版税高低是次要的，只是希望印得好一点。现在我的这个愿望基本上满足了，很是高兴。记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文版装帧豪华，鲁迅就很开心。可见谁都希望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打扮得漂亮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除开装帧，还有内容审订。福建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也是很到位的：他们有责任编辑细审，还约请了社外编辑，社领导还亲自把关。这同样难能可贵。

    2015年岁末，出版社给我快递了“叙旧文丛”中的三本书，除了我的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杂拌儿民国》和《民国遗脉》，我这才对这套书的内容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这套文丛的“出版弁言”中说，“叙”就是讲述；“旧”，就是过去。这不禁使我想起唐人元稹那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779-831）是唐穆宗、唐文宗时代的诗人，跟白居易齐名，距离唐玄宗的时代有六七十年，跟当下距离民国的时期差不多。因为中间经历了安史之乱，当年宫中的似锦繁华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萧条，当年的女神也一个个美人迟暮，所以白头宫女忆起玄宗时代的往事，不禁产生了人世沧桑之感。不过，我们今天的叙旧跟白头宫女叙旧有着本质不同。我们不是在为逝去的岁月唱悼亡歌，而是要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我们读好历史这部教科书。他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4.9）我想，这就是当下出版“叙旧文丛”的意义所在。

    大家也许能够感受到，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民国热”。这股热不仅波及史学界、文学界，也随之波及出版界。据统计，自1999年以来，明确使用“民国文学”一类概念的论文文献呈现递增的趋势。“民国机制”“民国风范”一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2014年花城出版社还推出了一部六卷本《民国文学史论》。

    民国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于民国历史当然应该研究。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弊端当中有一点，叫做“健忘”。鲁迅笔下的阿Q，刚被“假洋鬼子”用黄漆手杖狠抽了好几下，而且确凿是敲到头上，但很快忘却了，转身就去调戏静修庵的小尼姑。鲁迅还说，女人当媳妇的时候厌恶婆婆，但一旦当了婆婆，又会用婆婆当年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儿媳；学生上学的时候痛骂贪官污吏，一旦自己毕业当了官，照样贪腐不变。鲁迅认为这也叫“健忘”。1929年，在杭州西湖举办了一次“西湖博览会”，其中有一个展厅叫“先烈博物馆”，要征集遗物，主办者竟然把《革命军》的作者，二十岁死于西牢的邹容烈士列进了“落伍者”系列。为了疗治这种难以救药的健忘症，鲁迅建议“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记忆是一种力量，承载着前行的希望。

    但在“民国热”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201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2期，刊登了一篇综论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文章，指出民国文学的论文文献中“重复生产的泡沫不在少数”。另一个倾向是用“民国”反衬“当下”，给不谙历史的青少年以一种误导，似乎民国时期的音乐、电影、服饰、教材、作品，媒体乃至于租界、机制，通通都比当下好，即所谓“民国范”。这肯定是一个误区。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是见证过那段历史的小老百姓。我们可以肯定由“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的历史进步；可以歌颂民国时期那些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如闻一多、朱自清，但决不能误认为今天不如民国，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晚清……蒋介石1928年执政之后搞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哪里会有什么“黄金民国”！

    不过，闽教社的“叙旧文丛”没有这些毛病。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王学斌虽然年轻，但并不任性。他写《杂拌儿民国》的时间绵延十年，是下了功夫的。比如《变天：10月10日》，写1911年的武昌首义。因为我做过这方面的讲演，看过这方面的书，知道他是在细读博览之后才下笔的，所以能提供丰富而可靠的历史细节。如果没有这些细节支撑，一部戏剧性极强的辛亥革命史就会变得单调而苍白。

    萧三匝、陈曦的《民国遗脉》立意新颖。他们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借家运折射国运。我是湖南长沙人，中小学时代郊游，只要去岳麓山，都会瞻仰黄兴、蔡锷墓。他们是民国的缔造者，也是湖南人的光荣。我外祖父王时泽跟秋瑾姐弟相称，一起在日本参加三合会、同盟会，所以我也是民国遗脉。陈曦的文章唤醒了我的不少记忆，吸引我也重回民国走了一遭。看到“宪政前驱”宋教仁的后人成了三轮车夫和杂货店主，也让我唏嘘感叹不已。

    至于我自己的这本书，由我自己来说总觉分寸难以拿捏：说坏了是在跟出版社捣乱，说好了又有自吹之嫌。读者只要读了我这本书的后记，就能基本把握这本书的特点。

    当下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在提倡一种“西式论文”，起承转合都严格遵循西方文论的写作模式。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已经肯定了这种文体的优长之处。但任何一种文体一旦模式化，就会成为一种新八股，了无生气。我这本书的文体是学术随笔。随笔的最大特点就是随心所欲，率性而谈，让心灵的自由冲破文体的禁锢。

    这类文章大多好看，可读，深入浅出，而不是把一些原本容易理解的问题说得云遮雾绕，最后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

    当然，学术随笔要受到读者欢迎，光靠文体这个架子支撑不行，还必须通体散发学术气息，而决定学术高度的是史料、史识和史笔。对史料的要求就是要提供一些新材料，即使不是十分新，起码也应该有三分新。史识就是对史料的解读，多少要有些新的看法和新的视角。史笔就是描述历史的文笔。对这种文笔的基本要求是简明清晰。为了好看，耐读，还应该多少有点文采，也就是要有一点文学性。前人有一种说法，叫“考据家不可与之论诗”；有人据此发挥，说“考据家也不可与之论史”。那意思，是说做史料考证的人既不懂文学，更不懂理论，没有见识。但这并不是绝对。史料、史识和文采的统一，应该是文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也的确是我的学术追求；即使目前没有做到，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几乎每篇都有些新资料。比如，1929年1月25日，胡适日记中有一首诗，题目叫《留恋》，以“纪念北大”。写的是：“三年不见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日蓦地相逢，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能眠，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一双倦眼，只见伊庄严曼妙。我欢喜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教人牵记。”过去一直把这首诗认定为胡适纪念北大之作。胡适本人也故布迷魂阵。胡适对他曾经任教的北京大学充满感情是毫无疑义的，但感情深到朝思暮想、梦中流泪、心跳发狂的地步，却又显得矫情。后来查阅胡适日记和书信，才知道胡适抒情的对象是一位叫朱毅农的女性。再查阅相关资料，又知道这位朱小姐的二哥是他留美时期的友人朱经农，而这位朱小姐的丈夫还是胡适的学生饶毓泰。饶并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既是国民政府中研院的院士，建国后又是中科院的院士。朱小姐爱胡适爱得深入骨髓，爱得发疯致死，胡适承认是杀死她的间接凶手。这个发现不仅解读了胡适的一首新诗，而且订正了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一个错误。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说，胡适的女朋友陈衡哲有一次犯精神病，焚毁了一篇六千字的自传。其实烧自传的不是陈衡哲而是朱毅农，这篇自传的书名叫做《去影》。

    我这本小书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看法。比如过去讲鲁迅，习惯于讲鲁迅乐于助人，如帮助人力车夫疗伤，帮助电车工人买书，帮助保姆赎身，帮助年轻作者改稿……这都没错。但鲁迅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救世主，他一生也必然得到过他人的帮助，恰如俗话所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所以我这本书第一篇就写了许寿裳的帮助如何改变了鲁迅的命运。历史往往是成功者的历史，而这些伟大人物身后那些伟大的身影却往往被遮掩了。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还有一篇文章介绍湖畔诗人汪静之。他写文章称鲁迅为园丁，感谢鲁迅对他的栽培，这当然很好。但在他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对他帮助最大的人，这就是胡适，他却只字不提。这可能受当年政治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不苛责于他。但当下我们是在还原历史，就不能不如实陈述，所以我写了一篇《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写学术随笔要有文采，不能光靠寻章摘句，关键要有感情灌注。这就是前人说的情文并茂。我写怀念台静先生的《雨打芭蕉》和缅怀李霁野先生的《春风化雨忆恩师》，就都有真情实感，所以抒情也比较强。没有情，就完全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又要有史料、史识，又要有文采，写起来自然费劲。所以，撰写学术随笔需要下一番功夫，并不比写学术论文省心省力。宋朝的革新家王安石有一首七言绝句《题张司业诗》：“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司业”是隋以后在国子监设的一种官职，协助管理教务。王安石这首诗说的是他朋友的诗妙不可言，看上去普通，事实上很奇特；似乎写起来容易，实际上背后有说不尽的艰难辛苦。我觉得借用这首诗的后两句来形容撰写学术随笔也十分恰当。

    我的小书中有一篇《寻找高长虹》，只有五千来字，但从蕴酿到写成长达26年。在鲁迅的杂文和日记中，高长虹的名字出现了约120次，因此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我们注释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体例要求，就是已故者必须生卒年俱全，缺一不可。然而高长虹自1928年狂飙社解体之后即下落不明，关于他的结局也众说纷纭，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疑案”。我查阅了不少资料，走访了不少结识他的人，情况越来越清晰。直至2006年，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去沈阳找到他爷爷最后的居住地“东北旅社”，访问了当年的三个工作人员，才最终确定高长虹于1954年逝世，享年56岁，跟鲁迅享年一样。大家读读我这篇五千字文章，就可以了解我坚持26年探索高长虹结局的情况；像这种事情，任何“聪明人”是决不会做的。

    写了这么多，越写越像老王卖瓜，必须打住。文章不是吹出来的，作家不是捧出来的。检验作家成就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品本身。真好的文章即使一时被埋没，终究会出土珍珠一般发光；不好的文章即使进行有偿宣传，也只能喧嚣一时，终究被时光淘汰。然而作品写出来毕竟是希望有人读的，所以作家离不开读者这个知音。小时候读秋瑾女烈士填的词《满江红》。她感叹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鲁迅小说《药》中的烈士夏瑜就是影射秋瑾。她为民众献身，心肝却反被愚昧的民众吃了，所以死得很寂寞。我们的命运比这些前驱者要好许多。当代的读者，就都是我们的知音，我们没有理由自怨自艾，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今后把书写得更好一点，不让读者用辛苦钱买来的书成为一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