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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1月20日 星期三

    书人隽忆

    永不再来的催稿电话

    ——悼褚钰泉

    汪家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20日   14 版)
    褚钰泉
    1990年6月,褚钰泉写给范用的信

        2016年1月16日晚上,我乘地铁回家。出了车站,意外发现下起了雪,下得很急。已近午夜,雪将万物覆盖,白茫茫,静悄悄,未着任何痕迹,显得美丽而异样。进小区楼门厅打开信箱,报纸之外,还有一个大信封。我的心猛地收紧:一定是钰泉兄寄来的新一期《悦读》杂志,里面有我的文章。可是钰泉兄已于七天前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到家后,我捧着信封,站着凝望它,泪就下来了。信封上,照例清秀的钢笔字,邮戳记载:“上海新华路,2016.01.08-11。”——钰泉兄离世是1月9日一早,相隔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前的1月7日晚,我还和他通过电话,问是否收到我寄的《难忘的书与插图·续编》,他说收到了,书中的《自序》把他的作用说得太过了,所以想郑重给我写封信,拖了几天。我问,听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社长退休,《悦读》今后如何?他说尚不清楚。通话结束时,七年多来他头一回没有催我写下一期专栏稿。没想竟成永诀。

        与钰泉兄交往倏忽十八年。1996年12月《老照片》第一辑出版,来年2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在头版中心位置刊发了短文《为〈老照片〉鼓掌》,这是第一篇评论《老照片》的文章。其时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在全国读书界首屈一指,对《老照片》的出版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其反应之迅捷,眼光之敏锐,过后想来,令人叹服。那时我还不知道褚钰泉。后来怎么建立的联系,记不起了。现存最早一封他给我的信是1997年9月11日:

        家明先生:

        你好!久未联系,请谅。贵社近些年所出的《老照片》等书,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贵社的声誉也由此蒸蒸日上。可见,出版社主要还得靠出好书。如有什么书需宣传,尽可来信。

        日前收到一份电传,因字迹不清,无法与作者联系。不知这份稿件其他报刊是否发过。如没有发表过,我们可考虑选用。现一并寄上,请过目……

        那份电传是《华商报》记者采访作家张炜,谈论《老照片》的。可以说,褚钰泉至始至终都在为这个新生事物“鼓吹”,不遗余力,不计利益。作为《老照片》的策划出版人,遇到这样的知音,我的心一下子就和他拉近了。

        《文汇读书周报》发行量曾近十万份,而褚钰泉对广告却控制得很严。他曾说:“我宁可多发几条稿子,也不愿意让无聊的广告挤占版面。”有人由此评价他没有经济头脑。为应对这种诘难,他成立了广告部门,由同样有着文化情结的陈蔚打理。陈蔚专程来济南与我商量,我提议仿照鲁迅、叶圣陶、巴金等前辈出版家,把书的广告写成优美、短小的文字,每个广告加一花边,并刊登书影。如此,广告反而成为可读、可爱的专栏,文化和商业相得益彰。我请美编蔡立国设计出版式,陈蔚和褚钰泉都满意。从此,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开始,这种图书广告形式在《文汇读书周报》沿用多年,还引起其他报纸模仿。我也为此写了数十篇二百来字的广告文。1998年1月,为创办《老漫画》,我去上海组稿,褚钰泉和陈蔚特意请我吃饭,说是感谢我的广告创意。这是我们头回见面。他中等个头,五官饱满清晰,前额宽硕,手大而壮,上海口音,说话不多,但很热情。也许是我们早已神交的缘故,和他在一起,没有丝毫陌生感。他向我介绍《文汇读书周报》的简况:

        在80年代初的《文汇报》上,有一个“书亭”专栏,“它在版面上仅占非常小的一块,主要是介绍书的信息,内容也零零碎碎”。后来,“书亭”从小专栏变成一个专版,名为“读书与出版”。那时其他报纸很少有读书版,“读书与出版”引起出版界和有关部门的注意,上面专门发布一份“加强书评工作”的文件,其中提到褚钰泉所编的这个版面。文汇报社顺势而为,1985年,《文汇读书周报》在“读书与出版”的基础上创刊,褚钰泉任主编。四开小报,起初每期只有四个版面,但内容“有书评、荐书、漫画、读者来信、短评、书摘等等,每个版面都要放六七篇文章,信息量很大”……

        那次见面是在一家小饭店,因我要赶火车,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这短暂的见面成为我与褚钰泉毫无利益关系的友情的开端。多年的交往中,我喜欢读他的报纸,也喜欢听他谈办报的事情。他曾说,“报纸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我想以读者一分子的角色,对书、对出版界、对文化现象发表言论”。为此,他开了一个专栏“书市漫步”,笔名阿昌。这个阿昌敢于针砭时弊,文字通俗、及时、鲜明,很让读者喜欢。这个专栏他写了十六年。当时对武侠小说有些不同看法,“周报”辟了一个园地,欢迎读者展开争论;听说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想出版自己与朱生豪之间的书信,一家出版社要求她付几万元费用,褚钰泉便写了篇文章将此事在报上捅出来。“没想到文章发表后,这本《宋清如书信集》竟有多家出版社争着出版”。

        褚钰泉认为,办报要有境界,正如文人要有操守。他与巴金的私交非常好,但在巴金晚年,很多报社都想方设法向巴金求稿时,褚钰泉却说“我知道巴老身体不好,再向他开口要稿,于心不忍”。尽管如此,巴金还是说:“这些年我写的文章几乎都由《文汇读书周报》首先发表。”王元化也说过:“我的重要文章喜欢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从办“书亭”专栏开始,二十多年办报生涯里,他和许多文化大家相熟,如于光远、金克木、舒芜、施蛰存、冯亦代、范用、张中行、宗璞、钱谷融、黄裳、流沙河、钟叔河、朱正、资中筠、李文俊……但他从未把这些大家作为私己的资源,他和他们真正是君子之交,除了稿件,生怕麻烦作者。在范用生前保存的通信里,有褚钰泉写给范用的三通,分别是1983年8月、1985年11月和1990年6月。第一封信中,他提到随信寄去前八期“读书与出版”征求意见;第二封信谈《理论风云》一书的宣传推广;第三封信写得较长,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周报”工作的状况:

        范老:

        您好。收到来信,非常高兴。平日经常惦念您,多次想提笔给您写信,可是,忙忙碌碌之中,也就拖搁了。自从“周报”创办以来,我就失去了“自由”,日复一日都埋在稿件之中。“周报”编辑人员颇少,仅四五个人,我也不想增加人,免得把精力都置身于人事纠纷之中。这样人虽辛苦些,但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尚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办报。可惜的是,这些年连出差都无法去,北京也多年未来了。好些年没有见到您了……

        如今您比过去空闲了,能不能抽空为我们“周报”写些短文?只要谈书,只要短些(我们的篇幅实在太小了),什么都可以。最好能辟一个不定期的专栏。目前“周报”还很不如人意,也希望能经常听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有空能否常给我写些条子。

        ……

        钰泉兄和范用先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爱书人,是“书痴”。在文汇大楼时,他的办公室堪称一景,书从桌子堆到门口,堆到天花板,只余一条小路……

        从《文汇读书周报》退休后,钰泉兄辗转创办了《悦读》杂志,约稿甚广,既延续了“周报”风骨,又增强了深度,受到嘉评,卖得也好,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他写信要我找美术家整体设计,我请宁成春先生帮忙,设计高雅大方,沿用至今。一次电话聊天时,我无意间与他说到自己从小搜集外国小说插图的爱好,他建议我写写给《悦读》。因为很忙,我根本没时间做这件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他记住了,三番五次约我。真情难却,终于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插图和旧书,勉力写了《难忘的插图·当代英雄》,刊登在2008年7月《悦读》第八卷上。这就是“书与插图”专栏的肇始。此后每过一段时日,钰泉兄就连鼓励加劝说再加催促,而且因为了解“内情”,让我无法拒绝。连我自己也无从想象,坚持写到如今居然已七年半!这事几乎用去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把打算退休后再做的事情提前做了。重温那些影响我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外国经典和精美插图,让我在凡庸嘈杂的奔忙中有了一个个惬意的休止符。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社长贺圣遂问褚钰泉做点什么纪念品,他建议出版我写的这些“难忘的书与插图”,贺社长说好,于是,专栏文章变成了书。201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难忘的书与插图·续编》。

        没有褚钰泉就没有这些文章,更不会有这两本书。我常向朋友说,褚钰泉这样的编辑让你只能俯首听命。我也是编辑,深知他的职业功力让我望尘莫及。总结他做编辑的四个特点:立意高远、视野宽阔、待人诚恳、做事认真——说来都很普通,但当今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古人有言:为雪朱阑,为花粉墙,为鸟疏枝,为鱼广池。褚钰泉无论办《文汇读书周报》还是编《悦读》,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作者,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热心为人作嫁、日复一日默默耕耘的职业素养。十六年八九百期报纸,尤其是九年多四十四卷《悦读》的一千二百多万字,组稿和编辑,完全靠钰泉兄一人之力。这惊人的编辑业绩,足以在世间竖起一座巍峨美丽的丰碑。

        其实在最后两年,因为太忙,我曾不止一次向钰泉兄提出结束专栏的写作,没想到会是以他永久离去的方式来结束。每当想到再也不会接到他催稿的电话了,我就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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