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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
忽然铃声大作，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的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
永远不愿麻烦别人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大夫们一再交代，总理经不起风寒。为使总理不因大小便时受凉，我们就跪在床边，头伸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为总理清理大小便。总理真是瘦成皮包骨了，他两条腿上的肉很少，只剩两张皮了。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感冒了，几天不去开会、不去见外宾，他也不会几天不刮胡子。记得197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我们也不能任由总理的胡子这样长下去，我们不会刮，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呀！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病中周总理的胡子也没长得像在延安时期的“美髯公”那样。所以，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病中不忘叮嘱付汤钱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1月8日，总理走了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早晨7时30分，张树迎向我简单地交班后，我让他回去睡觉，他已是整夜没合眼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当我走进病房时，总理转过脸来看看我。我习惯性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有说话。几天来总理都是这样，说话已很困难。我轻轻地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在总理卧床后的日子里，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今天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我站在床前，难过地看着总理清瘦的脸庞，思绪万千。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走进病房，示意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轻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那里。忽然铃声大作，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的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中央领导人接到在抢救总理的消息，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无言地抽泣着。
邓大姐守在病房，看着医生们抢救，她多么希望像前几天那样，总理会醒过来。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视器前坚持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陶寿淇大夫在按压心脏，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但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医生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裂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地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邓颖超留全体领导到会客室向他们提出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个要求：
第一，死后要火化；
第二，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第三，骨灰撒掉，不保留。
大姐请他们向毛主席报告。大姐讲完，李先念立刻站起来说，要搞改革不能从总理开始，不搞追悼会，我们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全体医务人员和我们工作人员放声大哭，哭喊着：“总理！”“总理！”
想到日夜相守的总理离我而去，我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扑跪在总理身旁，手抚摸着总理的额头和头发，哭叫着！此时，我听吴蔚然大声地叫我，快起来！快起来！首长来了！我抬头一看，是江青！她没走近总理，只是喊着要见“小超”，要见“大姐”。江青没有对总理作任何表示，喊着去看大姐，可她走出病房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更没去看邓大姐，而是登上汽车就走了！
江青为什么对躺在床上的已故周总理毫无任何表示？带着这个谜，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我问到了当时给江青担任秘书的刘玉庭。他说，那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就向江青报告了周总理病危，请她去医院。江青说不是已告别过了吗？（指1月5日那天她去了）怎么还去？她按部就班地做完她的事才去医院，没赶上同其他领导人共同向总理告别。仅此可见江青对周总理是何等的态度！难怪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她没脱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医生们开始整理周总理的遗体，取下身上的几根管子，盖上一块洁白的白布。
中午12时，总理遗体将被转送至北京医院，邓大姐抚摸着总理，大声呼喊着：“恩来！你安息吧！我们继续跟随毛主席干革命！”
我们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部分医生、护士送总理到了北京医院太平间，哭别总理。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止住我们的哭声，带领我们全体向总理作简单的告别。
总理逝世前曾交代医务人员解剖他的遗体。他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遵照总理遗嘱，由北京医院的专科大夫对他的遗体实施解剖。解剖的结果显示，总理体内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在肝脏、肺和大脑都已形成恶性肿瘤。
总理是穿着旧衣服走的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们走进大会堂西大厅内的中间小厅。总理的骨灰已暂时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张树迎和我帮助大姐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呀！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在人民大会堂东西两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路，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俩从邓大姐手里接过已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的骨灰，放入总理日常装文件的黑色皮包里，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乘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今天再一次坐在总理的专车上，我不禁感慨万千。以前都是张树迎和我坐在这辆车上护送总理参加会议、接见外宾，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不会忘记，即使我们的周总理乘车时，还是为他人着想。由于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时间卡得紧，司机开车技术高超，不会误时。就是这样，总理总是提醒司机：慢些，不要抢。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到惊吓；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总理想得多么周全啊！
邓大姐则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同，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空军政委张廷发同志亲自领队，离开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同先于我们登上飞机的罗青长、郭玉峰二人坐在唯一的一条长凳上。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天幕低垂，乌云笼罩，这既如人民怀念总理的心情，又如当时沉闷的政治氛围。可是人间自有公道，“四人帮”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之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对总理默默的支持！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总不能平静，脑海中闪过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情。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机长“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天津，有总理中学时就读的南开学校。天津，也是总理参加革命的起点，更是他与邓大姐相识、相恋的地方。总理对天津有着深厚感情，常常把天津称作第二故乡。
此时，我高声喊着向机长提议，能否在投放骨灰时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机长回答说，飞行路线、投放地点、飞行高度都是中央决定的，我无权改变。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但也挡不住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四个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在罗青长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当晚我们回到三○五医院。我们几个人在治丧期间，都住在医院，总觉得仍在陪着总理。今晚怎么也睡不着，觉得医院真的空了。
1月16日上午9时，张树迎和我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早已等候在客厅门口，我俩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就像母亲迎接归来的孩子一样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我俩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摆手止住了我们说话，她说，撒骨灰的过程，空军已经让赵炜跟我说过了。大姐接着说：“你们的飞机起飞，我想的不仅是恩来，我是想你们和机组的安全。恩来已经是骨灰了。我回来为你们担心，一直睡不着，知道你们安全着地了，我又加服了安眠药才睡的。”我俩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止不住地流泪。她接着说：“我和恩来共同立下不保留骨灰的誓言，他说如果我死在前头，他可以替我做到，因为他是总理，如果他死在我前面，就把握不大了。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今天完成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邓大姐说，总理治丧活动到今天结束了，我已摘掉了黑纱，你俩也摘掉吧，悼念死者不在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家先带个头。我俩当着邓大姐的面，摘下了戴在左臂的黑纱。我把它收藏至今，作为永远的怀念。
1992年7月邓大姐去世后，她的骨灰全部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这些举动，正如邓颖超大姐生前对我们说的，“这是一场革命，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这么960万平方公里，每个死了的人占1平方米，多少代以后，还有多少土地留给子孙后代呢？”“我们还有那么大片的海域，足够用了。”
总理的骨灰被撒掉后，曾装过总理骨灰的这个骨灰盒，一直由邓大姐保存着，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也离开了我们。我们用装过总理的骨灰盒又送走了邓大姐。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总理、邓大姐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坐落于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收藏，并作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向世人诉说着两位伟人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
（本文摘自《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高振普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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