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不该只是一种“手艺”的学问

    那是一个周末的中午，在京城一处小酒馆。天气暖洋洋的，此时的我就想豪饮，一醉方休。对面坐着德宏君，同样的乡音，同样憨厚的笑脸，同样漂泊的经历，天造地设，此时不饮，更待何时呢？

    通常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最能看破一个人的真性情。我饮酒好虚张声势，自忖尚可支撑，一定会发起攻势；德宏却是再宽厚不过的人，应对是必须的，但即使酒至半醺，他的语气中，依然包含着对我的关心与照顾。我喜爱这样的朋友，性情如秋日的暖阳，更如一片静谧的湖泊，不见边际，不见潭底；掬一捧清水在手中，柔若无物，心安与温情的感觉，自然传遍身心。这也让我想起德宏的著作《温暖平和》，文如其人，人如其题，真诚如斯，让我何等欣慰！

    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人，才华也大得不得了，这些年他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新闻的审美传播》《底线理想》《中观新闻论》《温暖平和》和《孙德宏社评选》等，从美学、哲学、文学到新闻学，任他随性挥洒，自由往来。现在德宏新著《新闻演讲录》放在我手上，他对我说：“老兄，给我写个序言吧！”态度依然诚恳而真切。我爽快地答应了，随即又有些压力。我的压力来自何方呢？我想到三点：

    其一是学问。我见到有人在文章中称，德宏是一位“学者型记者”。其实这词并不新鲜，近年来诸如学者型官员、学者型编辑等，遍地都是，但德宏是真功夫。他在工作之余，拿到美学博士学位，如今还兼做美学博士生导师。读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闻的审美传播》，足见他学力深厚，勤于思考。尤其是他将美学理论引入到新闻工作中，许多见解，独具异响。比如在《新闻演讲录》中，他谈到新闻学基础时提出，如果新闻学是一个学科，那么它的理论基础不应该与哲学割裂开来，它的学科框架也不应该只建立在“手艺上。”接着德宏讲到康德的三大批判，最终得到“人是目的”的结论。德宏说，这样的哲学思考与美学追求，应该与新闻学“人文关怀”的追求是一致的。同时德宏还讲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一步引出“人的主义”即人文精神的追求，也就是美的追求。德宏指出，这是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获得的最为珍贵的认识。这样的观点，遍布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新闻学也不能例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最难掌握的不是那些“手艺”，而是哲学与美学的理论基础，这才是水平高低的标志。由此引发提问：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媒体充斥着官气、迎合、造假、低俗、八卦等内容？那一定是我们的哲学功底与美学追求出了问题。萨特说，“思想就是人的尊严”，我们放弃了思想的权力，同时也失去了人的尊严；维特根斯坦说，“思想是逻辑形象化了的事实”，因此我们也失去了获得事实的能力，只能陷入“做新闻”的歧途。

    我赞同德宏的上述观点，他的追求与思考深得我心，同时也让我学到许多新鲜的东西。比如类似于新闻学，我对于出版学也有相同的看法，但说到理论分析，找到解决方案，我却始终处于懵懂状态。在这里看到德宏的思想路径，它确实打开我心灵中的一扇窗，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其二是功力。德宏做记者，从草根起步，练的是童子功，走的是正路径。像他1995年三十岁刚出头时，采写《寻找时传祥》，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还被收入初高中语文课本，前些年电视台还以此为脚本拍片子。后来记者采访德宏，问他何以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德宏回答，他那时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但深一层分析，一定是他学术功底与自身智慧在起作用。对于此文成功原因的剖析，我很看重以下三点。一是真实的故事，文学的手法。这正是德宏所谓“文学青年”的底蕴所在。二是他的语言直白，不加修饰，少用成语，明白如话。对于文字风格的思考，德宏提到余秋雨、龙应台和张中行三位作家，但他更看重后者。三是政治观点，这也是此文能够引起人们共鸣，最终成为经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那一句话：“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淘粪工人，他们死于一场同样的名为文化的革命。”应该说，这一句话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文章的眼，是文章得以成名的核心。直到今天，当我读到这句话时，依然会感觉到心灵的震颤，依然会引起极大的共鸣。

    其三是阅读。大凡文人交往，检验他们是否志同道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们阅读书籍的异同。读德宏《新闻演讲录》可以见到，德宏读书极多，注重经典。书中提到的，除去学术与新闻专业著作，其他书籍，真的让我倍感亲切，诸如《一九八四》《娱乐至死》和《美丽的新世界》等，与我架上图书何其相同。再有，德宏在论说办“精致大报”的要素时，列出一个名记者、名编辑的名单，包括民国梁启超、张季鸾、王芸生、成舍我、范长江，港台金庸、董桥、林行之等等，称赞他们新闻价值判断的水平。这些人物也大多让我认同。

    最后还应该提到书中“总编辑评报备忘录”，非常有趣，非常有价值。一份报纸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总编辑的思想水平是关键。德宏从他上百篇评报文字中，选出三十八篇示众，其中确实有许多真知灼见，许多生动的词句和观点，让人过目难忘。

    这让我想起沈昌文先生一篇旧文《想起陈翰伯同志》，其中谈到一九八零年，陈翰伯评《读书》杂志，写了十一条评语，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出版人的座右铭。其中写道：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总理、英明的领袖；不要用“千里传友情”之类看不出内容的标题；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话头；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不要用谐音式的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名称或某某编写组署名；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伯英雄排座次”等等。

    读德宏的文章，处处可以见到报人、出版人代代相承的踪迹，内心中自然产生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