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访古：从“倭奴国金印”到“元寇防垒”

    年节刚过，去了趟日本九州。最后两天没血拼任务，便与大学旧友作访古游。福冈是距中国最近的港口之一，留下了中日关系的许多遗迹，自然是寻访的重头戏。

    听说志贺岛是中日交往发轫的胜地，先去一探究竟。岛原在海中，现与陆地有长堤连接。乘船过博多湾，到西户崎，打个出租，转眼就到金印公园。矗立的石碑上以汉隶镌刻着：“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尽管《史记》说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却未明言去日本，只能是传说。我国正史首载两国来往，在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有意思的是，1784年，这里农民修渠时掘出了这方金印，坐实了《后汉书》记载。金印长2.3厘米见方，高2.2厘米，重108.7克，近乎纯金打造，上镂“汉委奴国王”五字（“委”“倭”相通）。这枚日中交流的最早证物，作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在福冈博物馆常年展出。

    1975年，两国正处在复交蜜月期内，当地辟为金印公园。还有两块石碑，一块是1980年杨尚昆题词：“带水横陈，两市相望，友谊永恒，”这年福冈与广州结为友好城市，他正主政广州。另一块是郭沫若诗碑，诗作于1955年访日期间，书迹乃1974年专为建碑挥毫的，末联说：“此来收获将何有，永不愿操同室戈。”福冈是其留学客居地，博多湾边留下过他的足迹与诗歌，立诗碑也是相宜的。

    公园平台上雕嵌着两国隔海相望图，标明从福冈到中国主要城市的公里数。介绍铭牌或是当年行文：“由此遥望美丽平静的景致，令人感受到与大陆文化进行的越海交流。如今，极目远眺博多湾对岸的海滨与福冈市，矗立着福冈电视塔与收藏金印的福冈博物馆，在暮色时分尤有韵致。”但来游当日，寒雨霏霏，对岸海滨恍惚依稀，阴霾之中几无韵致可言。

    历史风云也真是阴晴无凭。从公园北行千米左右，就是“蒙古来袭古战场”，一眼瞥见“元寇史迹蒙古冢”的石碑。日本史也将“蒙古来袭”称作“元寇来袭”，并以天皇年号将两次攻防战分称为“文永之役（1274）与“弘安之役”（1281）。我们不妨以干支纪年，称之为“甲戌之役”与“辛巳之役”。两次战役都是元朝发动的，最终也都以飓风骤至而宣告失败，日人视为有“神风”护佑（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寇作最后挣扎，组建“神风特攻队”，命名即缘于此）。“蒙古冢”就是溺死或毙命博多湾上的元军敛葬处，当地旧称“斩首冢”。进入20世纪，这些遗冢大多湮没。1927年，福冈日莲宗僧人高锅日统倡建“蒙古军供养塔”，塔碑上端特镌“南无妙法莲华经”字样，表明立塔之际曾诵念《妙法莲华经》超度亡灵。

    供养塔建成后，1938年，伪蒙古德王来参拜过；1941年，伪蒙疆政权兴安南省东科后旗长包尼雅巴斯尔一行也来过，参拜石柱迄今犹在。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一方铜碑上镌铸着《大日本志贺岛蒙古军供养塔赞》，落款竟是“中华民国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供养塔落成在1927年9月，次年6月，张作霖就殒命皇姑屯，这篇《塔赞》应立在这几个月内。对皇姑屯事件前夜的中日关系，这篇五言赞文似有特殊的价值。赞文回顾了历史：“何意忽必烈，泪海兴雄师。被馘诸健儿，荒原血长碧。博多大海湾，往往骷髅哭。迄今六百载，遗冢多湮没。”还算说在理上，尽管镰仓幕府拒绝通好擅杀使者在先，但元朝调发蒙汉、高丽与江南诸军，致使中华健儿殒命异国，毕竟是悲剧。但接下来，赞文却揄扬所谓“大东亚”论，鼓吹“中日同种族，文教通沆瀣”，“俾亚细亚洲，蒸为大和宇”。在张作霖，也许还幻想与甚嚣尘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虚与委蛇，指望他们“推此悲愍心，普及于东亚”，保护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却浑然不知，日本关东军早将其视为独占东北而必欲除去的对手。至于从冢中“枯骴亦虚空”出发，张作霖提倡“敌我何畦畛”，“无我无敌人”，却是战争无是非论，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军方的狼子野心。

    既然“元寇来袭”是日本史的重头话题，次日，便继续寻访相关史迹。甲戌之役后，为预防元军再次来袭，镰仓幕府下令博多湾沿岸赶筑工事。从1276年3月起的半年间，西起今津、东至香椎的岸线上，砌起了日人称作“元寇防垒”的石筑工事。这条高约2.5至3米，绵延长约20公里的防线，在辛巳之役中有效阻止了元军上岸。好不容易，我在福冈西南学院大学附近找到了一段防垒遗址。早在1931年10月，日本文部省就将其列入“史迹名胜天然保护物”，定为国家史迹，还建起了“元寇神社”。其时，正当“九一八事件”不久，日本从元朝的受侵者摇身一变为中国的入侵者，全然忘却了元军来袭时的民族感受。

    面对防垒遗址，联想到蒙古冢，我不禁一度陷入沉思。昨天打的去志贺岛时，日本司机问，“去那里看什么”，我那同窗用日语答道，“参观蒙古冢”。司机随口道，“蒙古来袭好厉害啊”，同学当即打趣说：“是啊，如果没有台风，日本已成蒙元的属地，那咱们现在就该蒙古话交谈啦！”这日本老头倒也不以为忤，说了声“是啊”。我却想起战后一部日本电影里一句雷同台词，名导小津安二郎让日本主人公感慨道：“战胜的话，现在你和我就都在纽约。”这种论调奉行的是“历史不责备胜利者”的价值观，以这种观念来讨论战争，实际上抹杀了具体战争的是非对错，正义与非正义。就中日两国而言，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曾兵戎相见。我们反对战争，祈求和平，也不主张永远背负着战争引起的仇恨，以致影响未来的和平进程，但决不是说，就同意这种战争无是非论与胜者无罪论。只有坚持历史事实，分清楚具体战争的正义方与非正义方，才能真正理性地反思战争，面向未来，迎接和平。

    即如辛巳之役，元朝调发了新征服的江南地区近10万士兵，遗民诗人郑思肖说他们“此番去者皆衔怨”。听到战败消息，他“鼓掌一笑”，赋《元鞑攻日本败北歌》表示欢迎。郑思肖不但在诗里揭露了东征强加给人民的苦难：“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丁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还在序里抨击元朝“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斥其发动的是不义之战。作为遗民，他之肯定败战，或许还怀着新朝灭其故国的家国之恨，但对不义之战的批判精神却值得肯定。宋元之际，类似的反战诗人不止其一人，汪元量在《燕歌行》里也控诉过征东之役：“岂知沙场雨湿悲风急，冤魂战鬼成行泣！”如果说，七百多年前的元日之战，虽说镰仓幕府无理在前，但日本民众毕竟是元军东征的受害方，而两次战役也让蒙汉、高丽与江南的参战士兵遭遇了灭顶之灾；那么，七十年前那场战争，日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方，中国是受害者，是正义方，早是盖棺论定的历史公论。当年，郑思肖、汪元量们能区分战争的正义与否，这种理性认识与悲悯情怀，对当下双方来说都不失为一帖清醒剂。今人的价值观总不至于比古人还倒退吧！

    离开“元寇防垒”，踏访了福冈城遗址，再乘地铁至祗园站，出站不远就是名刹东长寺。山门前立着一尊石碑，上款是“弘法大师开基”，正中大书“密教东渐日本最初灵场”，落款为“西安青龙寺住持宽旭”，碑额镌刻着“南岳山东长密寺开创千贰百年纪念”。这位弘法大师，便是鼎鼎大名的日僧空海。804年，他隨遣唐使抵达长安，问学于青龙寺僧惠果，获受密教嫡传。次年，惠果圆寂，他受千余会葬弟子公推，为先师撰写碑文。在日中文化交流上，空海的佳话或许堪与鉴真媲美：作为文论家，他的《文镜秘府论》至今受到中日文学史界的推重；作为书法家，他据汉字草书创制了沿用至今的日语平假名。806年，他自浙江泛海归国，在博多湾一登陆，就营建了这座寺院，作为弘扬密教的最初道场。眼下，山门与五轮塔整饰一新，应该连同山门前那方追溯空海佛缘来自的纪念碑，都是2006年这座密寺创立1200年时的留痕吧！

    踏出东长寺，天色尚早，踅向几百米外的承天寺。这座敕赐禅寺是1242年由太宰府贵族捐地营建的，迎请刚从南宋归国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为开山祖。寺院当年占地数万坪，现存殿院仍然不少。有日式庭园以白碎石波涛状泻地，墙角虬曲一桠白梅，大有文人禅趣。一个院落里竖着三方石碑，两方与开山祖圆尔有关：居中碑上镌刻着“御馒头所”，靠左那方上刻“饂飩荞麦发祥之地”。圆尔在1235年远赴南宋，居留六年之久，历访天童、净慈、灵隐等名刹，后入径山寺师从无准，得其心传，继其法统。取道博多湾归国时，他不仅禅学名播遐迩，还带来了面食制作法。据说，日式馒头（まんじゅう）就是他最早带到这里的，那碑上“御”字是表敬前缀词，“所”字表示供奉的“处所”。而“荞麦”（そば）与“饂飩”（うどん）这些风行日本的面食，也是他从宋朝首传当地的，故而才立“发祥之地”碑。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日本镰仓时代，“食物的烹调方面也时兴宋朝的做法，这可以从（镰仓）圆觉寺开堂斋中用了馒头一事看出一斑”（《日中文化交流史》）。从这两方碑石看，福冈竟是宋朝面食烹调法的传入窗口。

    旁边庭院还有“茶筅供养塔”碑，不能确证与圣一国师是否有关。但日本茶筅（ちゃせん）也从宋朝传入，福冈作为首传之地，似乎没有疑问。茶筅是冲抹茶时搅动茶块的茶具，朱熹《家礼》一再提及，《大观茶论》有具体描写：“茶筅以觔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瘠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瘠，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这是因“宋时用茶饼，将此搅之”，而日本茶道保存的正是宋人饮茶法，故茶具中必备茶筅。入明以后，我国饮茶改用片茶冲泡法，以致清代有家礼研究者对茶筅已不甚了然，令人有“礼失求诸野”之慨。

    踏出承天寺山门，落日已经苍茫。两天福冈访古，倭奴国金印、蒙古冢、元寇防垒、密教东渐第一寺、宋朝面食输入地、茶筅供养塔……诸多片断蒙太奇式交相叠印，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而这，也许就是中日关系史的某种缩影：两国之间，既有挥之不去的宿怨新痛，也有一衣带水的文化往来。基于这一缩影，在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自然应有充分理性的深入思考。

    当下，无论世界政治版图，还是亚太政治版图，中日两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既是隔海相望的邻国，自近代以来又有着太多的宿怨旧仇。更为棘手的现状是，作为侵略方与加害方，日本右翼并未像德国那样完成了全民反思，拥抱战败；而中国作为被侵略方与受害方，也还有人未脱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中日必有一战”的网论。确实，就像两家邻居在利益交集处会有纠纷一样，中日作为邻国，无论岛屿主权的确认，还是海洋权益的划分，也必然会引起摩擦与纷争。毫无疑问，在原则问题上，坚持历史事实，明确是非对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解决争端时，有理方就可以轻率诉诸所谓“必有一战”。

    正如今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大会上指出：“邻居可以选择，邻国不能选择。”这句话意味深长。邻居之间有纠葛，即便闹得不可开交，乃至打得人命关天，最后还留有迁居搬家一走了之这一招，而邻国则必须世代相处下去。因此，对两国政治家与老百姓来说，关键是否愿意承认：双方和平共处，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构成亚太稳定的基本保证，如此双方都是赢家；而倘若为了眼前权益而动辄诉诸兵戎，对两国民众都将是一场灾难，对两国前途都将是一次厄运。只要这一前提能达成共识，余下的任务便很明确：双方政治家运用政治智慧，两国老百姓保持理性认知，真正做到相向而行，竭尽可能去争取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