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政治仪式之“魅”

    仪式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似乎惯于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仪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仅仅沦为一种残存形式。仿佛它的意义只存于人类学研究的“遥远目光”。然而，在《仪式、政治与权力》的作者、美国学者大卫·科泽眼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试图揭示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也驳斥了将其视为政治可有可无装饰的肤浅观念。

    作者在第一章就描述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人类认识繁杂混乱的经验世界，唯有依靠象征体系才能选择、简化、分类并理解。可以说，象征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成为实现事实与观念世界联系的唯一转换机制。大卫·科泽无疑成功选择了全书的论述基点，通过揭示象征功能在人类认识活动、生存本质中的首要性和必需性，说明了政治现实正是象征理解的产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国家视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并无实形，只能通过象征被构想出来”。

    正是由于仪式集中承载着象征的意义系统，成为把握世界经验框架的分析类型。政治生活作为现实经验重要一环，无疑被囊括进去。作者的逻辑线索清晰自然，不动声色：仪式“形塑”政治正是象征“认识”世界的必然演绎，象征之网赋予仪式以内容，它们本就是同构过程。“我将仪式定义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在作者看来，仪式以象征为第一要义，由此切入分析政治权力，至少有几大策略意义。首先，它能更好阐释政治活动中内在观念与外部现实的转化。其次，它沟通了个人情绪与社会环境的关联，兼顾了个人主体经验与社会力量的交互影响。

    仪式利用重复操演高度标准化的程序、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布置，维护巩固了一切既有秩序，形成了“仪式之魅”。它时刻暗示着世界经验的同一性、持续性、稳固性与永恒性，排除掩饰了一切断裂、异质、偶然、混乱与盲目，成为安抚人们焦虑绝望，培养驯顺政治身体的法宝。

    然而，作者并未简单将仪式视为保守政治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专利”，相反，他与尼采-福柯的权力论述极为相似。正如尼采-福柯并未将权力视为一种单向的压迫关系，大卫·科泽也没有将仪式局限于单向的守旧样态。他敏锐地看到象征意义随时在变异，仪式总在不断替换、消亡与出现。仪式在持久重复的同时蕴含潜在的创新，在守旧的同时兼具变革的力量。“人们并不仅仅是仪式或象征的奴隶，他们也是仪式的支配者和创造者。正因为仪式是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方式，所以人们会创造和改变它们”。在其中，你甚至可以窥见历史唯物论的影子，他反驳了一种“决定论”的倾向，凸显了作为主体的选择与创造。

    大卫·科泽对仪式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始终将仪式作为构建政治组织、巩固合法性、形成一致性以及争夺权力的手段。这也意味着，仪式从来就不特定归属于统治阶层，而是不带标签的“公器”。成功的仪式可缓解冲突，使用不当亦可加剧危机。虽然，统治者掌控着大量既有仪式，然而大批反对者、革命者也通过争夺、替代原有仪式进行反抗颠覆。

    不同的政治力量都认识到仪式对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魔力。作者敏锐地看到，确立合法性与政治神秘化过程高度统一。仪式将政治投射在一种宇宙论的终极意义上，统治者被视为超时空化的不灭存在，从而表述、强化了一种共享的政治世界观。仪式之所以具有魅惑，能够将政权神秘化，在于它提供了强大的权力情境，生发出狂热的情感刺激，创造出具体的生动形象，表演出戏剧化的行动规范。它巧妙地在政治规范价值与个体原始情感两极之间交换特质，这是任何其他手段都难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仪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聚合体，整合收摄了不同意义，带有极大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正是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仪式存在的一致性、持续性与稳定性。

    它看似极端矛盾，却体现了深刻洞见。仪式意义的模糊多义，正是吸引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借用、移植、沿袭原有仪式，获得政权合法性、连续性的捷径。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完全创造新仪式既不可能、也不划算，而从原有仪式的象征素材库中借用，巧妙替换，赋予全新目的则更有利可图。仪式意义的模糊，更因其是一种“行动方式”，并不具有语言文字的确定性，它依赖的是人们共同参与的情感，而非特定的解释。作者运思相当细致，他意欲说明，在没有共同一致信仰的情况下，仪式用行动而非思想界定了我们，用共同情感而非意义解释团结了社会。这种仪式维系远比信仰更具持久性，兼容性。

    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对仪式建构政治现实提供了认知心理学的阐释。他强调了图式思维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框架作用和基质意义。仪式正是顺应强化了心理的图式系统：它选择性地接受符合图式的经验，排斥与图式相左的经验。政治争夺在本质上正是对构建图式的仪式争夺。其次，他看重仪式在感官上的生动性、想象性、刺激性和煽动性，通过营造情感氛围，环境设置，使政治观念深入人心，促成一致行为。

    作者注重宏观论述策略的同时，更在微观细节上挖掘仪式的心理-生理的效应结构。他从具体各殊的仪式实例中，探索了群体大众在政治活动中的反应接受。全书海量的仪式例证也有效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相反，它看重政治活动的生动细节，为读者反思历史，关切现实提供了新思路。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利用设立国家节日，推动革命势力到达权力顶峰。雅各宾党人通过游行集会、搭建看台、建造纪念碑等仪式宣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极权力量。然而，罗伯斯庇尔对仪式的效能可能只是一知半解，才会玩火自焚。他太看重公开处决（断头台斩首敌人）对大众的警示教化，却不知仪式在创造团结时也在灌输恐怖。在恐怖统治中导致的群体团结，最终只会成为颠覆反抗的力量。相较于雅各宾派，德国纳粹主义无疑深谙仪式魔力。可以说，极致的仪式是纳粹蒙蔽欺瞒，迅速席卷扩张的“发动机”。希特勒、纳粹党徽、纳粹致敬礼三位一体，成为仪式的象征符号。希特勒对于群体心理有着敏锐认识：大型集会建立的共同体形象，既能不断吸引追随者、归附者，又能通过压倒性的情绪氛围同化、改造每一个异见者。正是在集会中，狂热的民族复仇情绪被无限放大。血红亢奋的旗帜、“元首”夸张的煽动演说、人海声浪的层层叠加、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的形象无疑对一战后德国民众的消沉起到如“毒品”的致幻作用。任何个体的理性在空前强烈的感官刺激（生理）和集体失控的情绪氛围（心理）下都会轻易沦陷。

    更重要的是，集会仪式早已成为权力配置与划分的功能机器。纳粹集会最终转变为对帝国日常化的效忠表现，致敬礼成为划分服从者与反对者的外在标示。集会中，大批反对者迫于恐怖的违心服从，极大地造成行为和心理的分裂失调，产生了被迫与纳粹合谋的羞耻烙印。从而，“仪式的形式能够帮助政权辨识反对者或者摧毁这些反对者的自尊心”。

    大卫·科泽始终坚持仪式具有维护现有统治秩序和争夺颠覆权力的双向意义。政治权力斗争通过争夺仪式，进而改变政治系统。书中列举了诸如争夺公众支持的仪式、仪式的地理位置、继嗣仪式的主导地位、“通过仪式”上教会与世俗政权的仪式暗斗、对群众集会的操控等形式。这无疑是作者对仪式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反驳，他时刻在提供仪式是政治建构中心的力证。在效用上，它似乎更耐人寻味，仪式很少解决问题，却总能掩藏、转化矛盾，控制冲突。它总能以新的平衡去除政治危机后的混乱、恐惧、迷茫与痛苦。狂欢节正是仪式系统性转换的有趣尝试。贵族精英与无权者在狂欢节的特定时间地点反转角色，成为无权者集会宣泄不满的“安全阀”。它也内置了一种阴谋论：表面上允许象征性反对现存社会关系，然而客观上又使这些关系得到强化，以致不被推翻。

    《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无疑具有历史的、全球的视域，无论是对法国、美国、苏联、伊朗等国革命的仪式，还是对德国、意大利纳粹主义极权的仪式都有精到的解读。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赋予此作宏阔开放的跨学科特质。它不仅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学论著，在方法论上，更兼具了人类学视野、民族志分析与文化研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