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与科学：不可通约还是内在相容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篇，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期，被西方传教士用来指称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至清末严复“救亡之道……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时，就俨然直接将“格致”与科学划等号了。“格物致知”在中国有本有源，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却是个舶来品，格物致知作为儒学核心概念之一，其与科学的关系直接关涉到儒学与科学的相容与否。那么“格物致知”与“科学”究竟是“貌合神离”还是“血浓于水”呢？

    “不可通约”“缘木求鱼”是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发言的两个关键词。“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格致’这个词不能脱离儒家的语境来理解，如果作为一种宽泛的、抽象的解释的话那什么都可以挂钩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到它的语境，那基本上被定为儒家的修养功夫这样一个意义上成立。它同科学所代表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认知取向具有不可通约的关系。”此外，这种“不可通约”性还表现在格物致知与科学预设上的差别、方法上的差别以及格物致知与西方科学中对“物”的性质上的不同。进而，何教授认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分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学同西学之间异质性的关系。这种本质意义上的差别，意味着要使得儒家文化成为滋养科学的积极资源，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教授观点略为温和，他认为“儒家讲做人的第一要务就是格物致知。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目标，没有树立独特的文化价值，它的目的是为了修齐治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学的精神上，就像希腊的文化讲普罗米修斯是被束缚起来的”，“儒家为平治天下推崇格物致知、知识被作为一种工具的这种文化传统是主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面对两位教授的否定观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主张：既然格物致知与科学在历史中相遇，那么理清二者关系的出路也应回归历史，动态地加以考察。在马教授看来，格物致知概念在历史上曾历经两次重大转向。第一次重大转向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格物致知说这种在伦理学的大框架内把人的认识引向外物、引向探求外物客观规律的倾向，实质上是在主张：致知不是单纯的读经明理，反身而诚，而是读经明理、反身而诚与格外物相结合。即“向内”和“向外”相结合。程朱把格物训为“即物穷理”，实际上是突出了接触外物的重要性，这也回应了何教授所认为的格物致知与科学所认识的“物”性质上不同的观点。第二次重大转向则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转向。这表现在实学家经世致用的理论和实践中。如，顾炎武后半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亲密接触百姓，考察山水地貌，直面大自然；颜习斋晚年主持樟南学院，该校设有星相观察室，教学内容涵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五子兵法、水学、工业、象数”等。这次转向的积极后果是一方面促进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转型。历史事实证明，格物致知与科学不仅可以通约，而且前者出色地充当了儒学与科学有机联结的桥梁。

    马来平强调，明末清初用以表征科学的格物穷理概念绝不仅仅是借用了程朱理学概念的躯壳而与其格物致知说的内涵毫无关系。明末清初以格物穷理之学命名科学，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经过多年钻研、翻译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精心选择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最终能够发挥作用，更在于实学思想家突出和强化了格物致知的认知含义，以及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新发展。因此，在马教授看来，历史上的格物致知概念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过程充分表明，格物致知与科学是相容的。进而言之，与何教授“缘木求鱼”说的观点相反，马教授得出了“格物致知与科学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相容的基因”的最终结论。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尚智丛教授也看到了格物致知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内涵。他认为，“真正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就是对于自然事物的规律认识有影响的就是在这里”。他认为程朱将认识分为格物、穷理、致知三个阶段，“是把经验主义认识倾向跟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和方法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认识”。格物致知与科学间的关系“不是有矛盾，也不是两类认识方法的差异，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之所以当前还有很多人认为儒学与科学之间不相容，在于清代兴起的“西学中源”说在作怪，“儒学有很多是超越科学的，儒学有很多自己的知识。但单从认识自然事物的角度来说，跟今天说的科学认识角度来讲，它没有做到，它是需要接受来自于西方的认识的观念和方法。其实就差这种方法，观念是一样的”，尚教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