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引发的抗战图书出版热潮中，苏智良教授带领的团队于2005年编著的《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为书名再版。该书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民族工业、高等院校、文化团体、难民大众等全国各界向内地大迁移的历史。

    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抗战过程中政府、工业、教育、文化的内迁问题。在此书之前出版的相关论著中，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角度讲述抗战内迁的历史。《中国抗战内迁实录》则是苏智良教授带领学生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获得大量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选择那些有特色的人物和故事，从而更为生动地呈现了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大迁移。“中华民族6000万儿女，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工商老板、小工苦力，他们挈妇带女，扶老携幼，从海边走向大山，从茫茫林海前往黄土高原，从富饶的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他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为了生存，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走上艰苦卓绝的迁移之路。”（苏序，第1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日军蹂躏中国东部沿海的广大地区，为了民族生存，为了最终打败侵略者，中华民族依靠西部地区广阔腹地与日周旋。与日周旋离不开统一调度与指挥，国民政府最终迁都重庆，开启了重庆的陪都历史。“此项措施，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国民政府迁渝以后，不唯我前方抗战军事仍本既定方针，照常进行，绝无牵动；且中枢移驻内地，首脑既臻安固，则耳目手足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八年抗战，不但是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拼杀，更是两国经济力量及精神意志的一场较量。（第46页）“经济力量”的较量表现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与发展，而“精神意志”的较量在本书中则更多地以高校内迁、知识分子西进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为代表。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弊病展现无遗。“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重要工厂绝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鉴于中国军备薄弱，缺乏强大的海军、空军，上海势将不守。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无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的物资需要。从头建设为时过晚，最佳的办法是将上海的工厂迁至内地。这样做，一则可以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成为国家军需和人才的一支重要力量；二则可以免得上海沦陷后为日军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丛书（2）——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编。转引自本书第47页）苏智良教授及其团队通过举引大鑫厂、大中华、“天”字号系统、“永久黄”系统、刘鸿生家族与荣氏家族的搬迁历程来展现那段艰难的历程。沿海工业的内迁，尤以八一三之后上海企业的迁移所遇到的困难最为典型。“在苏州河那段艰苦情形，至今谈来没有不被人钦叹的，天上有敌机的追袭，地上又得想尽办法领护照通过防线，尤以敌机的追炸与扫射，使得迁移工作寸步难行，时时刻刻如过火炮山。”（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广大华人华侨为了祖国勇于献身。从1939年2月到8月，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共九批3193人组成“南洋机工归国服务团”行驶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战运送物资。被称为南洋“花木兰”的白雪娇在家书中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犹豫、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危安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身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为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做过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在面临民族苦难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没有断绝。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所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祛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中兴业，需人杰。”（第178页）在抗战中，大多数高校都迁往西南地区继续办学，延续民族的文化传统。西南联大、四迁之浙大、华西坝五校、九龙坡之交大、李庄之同济……都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抗战中，西迁的师生生活艰难，闻一多的月薪只够十天半月的开支，余下日子的开支要靠借贷、刻章筹措。陈寅恪先生“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第185页）。教授们生活困苦，工资不能足额发出，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戏谑之词背后有着多少辛酸。朱自清的毡披风、潘光旦的鹿皮背心，冯友兰包裹讲义和书籍的米黄布包袱包称为“联大三绝”。然而，生活的困苦在高尚的精神面前最终会被克服：西南联大校舍简陋，条件艰苦，但是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先生精诚合作，取长补短，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人正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沉淀了走向了学术的高峰的资本与勇气。竺可桢先生曾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考虑到西迁过程中苏步青先生的日本籍妻子可能会遇到麻烦，所以他特意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开了特别通行证，使得各地军警不得盘查。这是何等的精神气度！

    工厂的内迁，加快了中国内地工业化的发展，是经济上的拓延；高校的内迁，拉近了边陲与文化中心地带的差距，是文化上的普及。西迁对抗战胜利发挥的重大作用值得永远铭记，西迁展现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