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和历史的珍爱与懂得

    一册在手，现代文学大家在香港的留痕，勾勒得一清二楚；而那些大家的心路、境遇、情怀、文采，也被编者精心选录于书中，一篇篇读下去，他们就成了很熟悉很亲近的人了。这是一本轻灵、好看的书，也是一本沉甸甸的充满历史重量的书。

    好多年前，小思先生请她的学生霍玉英转赠我一本精巧的小书，令我爱不释手，那是港版《香港文学散步》。我把这书拿给出版界的朋友看，很希望此间能出个新版。今年六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真的推出了修订一新的《香港文学散步》，不仅有许多增补的内容，而且版式新颖，开本变大，纸宽字秀，配图也清晰大气，极富历史感。书前附铜锣湾、香港仔、浅水湾等手绘彩色地图五幅，便于今人按图寻访。封面是抗战前思豪酒店的老照片（萧红曾居住于此），设计者还别出心裁采用“蝴蝶装”形式，在大照片上叠加了蔡元培、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的肖像照，每人各取半帧，但仍能传递各自神采，一眼就能看出是哪几位。一册在手，现代文学大家在香港的留痕，勾勒得一清二楚；而那些大家的心路、境遇、情怀、文采，也被编者精心选录于书中，一篇篇读下去，他们就成了很熟悉很亲近的人了。这是一本轻灵、好看的书，也是一本沉甸甸的充满历史重量的书。

    读这本书，最让人感慨的，就是编著者小思先生对文学的珍爱；当然，也有对香港，对香港历史的珍爱。这些文人在港逗留，除许地山和戴望舒外，其实时间大多不长。小思先生明确地说：许地山如果不死，也一定会离开香港的。当然，有好几位，最后殁于香港，这包括蔡元培、许地山和萧红，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渊源；然而香港的社会和民众，对此似乎并不重视，时过境迁，即少有问津者。作者在寻访他们的墓地时，大多颇费周折。这情景后来才有所改变，如蔡元培墓即在1978年经由北京大学同学会重建。可见，在香港，也并非人人懂得珍爱那些文学大家。但即使芸芸众生中，惟有小思先生一人如此珍爱，也令人感动，也非同寻常。比如鲁迅，只在1927年到过香港。查《鲁迅日记》，先是1月16日自厦门出发，17日午后到港，住一晚，第二日晨就离港赴中山大学了。然后是2月18日坐小汽船与许广平等到港，寓青年会，晚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19日下午再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翌日早晨就又坐小汽船回校了。此外就是同年9月去上海时，28日在香港泊了一天。小思对鲁迅仅有的两次演讲都作了详细介绍。在《仿佛依旧听见那声音》一文中，她写了今日的荷里活道，从街边小摊讨价还价的粗卑声音中脱略出来，抬起头，能看到红砖塔似的建筑上嵌着的“青年会”三个大字，当初鲁迅就是在这里讲演的。那两天都下着大雨，而青年会小礼堂里坐满站满了人。她体会着站在那里的感觉。这是充满感情的寻访、整理和记载。她在书中编入了当年讲演的记录者刘随的文章；她翻查当时的报章，把刊载《无声的中国》的《华侨日报》的版面也收入书中；她还发现，那篇《老调子已经唱完》当年没有一家报纸刊载，也许是因为所谈过于敏感。她在对话中感叹道：“是的，当年鲁迅的讲演，在香港只有一两张报纸报道，市民没有注意。现在年轻一代更‘无知’了……香港没有历史感……”但这种对“没有历史感”的摇头和喟叹，不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感吗？她这么细心的收集编纂，本身也是对历史感的一种提倡和呼唤。所以读这些篇章，我感到，她的这一工作，不同于冷冰冰的辛苦的资料收集，也不同于学术性的复述或归纳，我几乎不能把这和学术等同起来；我以为这更接近于创作，是带感情的工作，是满含兴味而又分外小心地（仿佛捧着带露的花瓣）把一点一滴的文学踪迹连缀起来，这更像在写一首长诗。

    因为充满感情，所以本书的编纂非常新颖别致，它不是按照哪一家的体例，而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的一种创造性的编排。全书分两部分，前半“忆故人……”，是写人，所写即前述蔡、鲁、许、戴、萧。每人一组文章：前有资料性的“生平”和“香港足迹”，那都编得清晰简洁，字数不多却十分周到；继之是小思自己的文章，多不长，抒说她的寻访过程、具体观感和阅读体验，文风清丽；然后选若干与这位作家在港足迹有关的文章，再选一两篇这位作家自己的文章，两组选文前一般都有精短的“选文思路”（近乎编者按，但也是很独特的散文小品）；最后，还有一篇小思与友人的简短的“对话”——我以为，书中最有思想含量的文字，大都蕴藏在这些对话中，她在这里既品评人物、抒发人生感言，又有对香港文化的批评，还有更为开阔的思考。选文的多少是从实际出发的，有简有繁，但都很见分量。如蔡元培那一组，选了西夷描绘1940年万人举殡盛况的文章，也选了余又荪写1959年旅港北大同学会为老校长扫墓的文章，还有周策纵1977年拜谒蔡墓的新诗，余光中1978年《蔡元培墓前》的诗并附识；蔡元培的文章只选一篇：《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贤会演词》，这是为突出蔡所毕生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创见。

    本书的后半是“临旧地……”，是写地方的，所选的都是文人足迹比较集中的地点，共四处：孔圣堂、学士台、六国饭店、达德学院。如孔圣堂，在1940年，曾举行过庆祝鲁迅六十诞辰的大会，由许地山致开会辞，萧红报告鲁迅传略，接着是诗人徐迟的朗诵和长虹歌咏团的纪念歌；下午有李景波演的《阿Q正传》，还有冯亦代导演的《民族魂鲁迅》。1948年，这里又举行过“五四纪念”，茅盾、郭沫若发表演讲，发出了“新文艺的主要目标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我们需要民主精神”等呼声。而那条叫学士台的小街上，曾活跃着施蛰存、穆时英、鸥外鸥、叶灵凤，还有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但杜宇、曹涵美、丁聪、鲁少飞……在六国饭店的诗人节上，则响起过黄药眠、周而复、陈残云、冯乃超、楼栖、周钢鸣、胡仲持等激越的声音。

    此外，附录部分，小思在其中谈论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这就将香港的文学踪迹补得更完整，也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衔接起来了。

    虽然本书所记的主要是现代文学的留痕，编著者的眼光却是今天的，她的思考也时时关注当下，甚至未来。如在选鲁迅作品时，她选了当年没能在香港发表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她写道：

    我特别选了这文章，长是长了些，但现在读起来，慢慢细味，不禁惊讶：文章不老。鲁迅用刀一般的笔触，直剖中国文化和国情。

    今天大家都嚷着求新求变，可是，老调子还是不少，好的坏的，仍混杂一箩筐。

    一九二七年，鲁迅说老调子已经唱完，你说呢？

    书中还有不少对于人生的独到的感悟，如谈戴望舒性格和命运的改变，小思说：“……他后期的诗作中的一两首佳作，很能看到他澎湃的感情。我认为他也是个平常人，经过家变和牢狱之灾后，改变了是正常的，更显出个人的立体感。……遭逢世变，人会改变，我们必须理解。”说到萧红的命运，她说：“……在现在的道德标准看来也非常‘大胆’，这样一号人物，很难有一统的评价。……萧红这人物争议性大是命定。……萧红刚烈的性格，超越了很多现代女性。现在的女性看似超前，其实软弱无力。萧红却把她生活的不如意变成写作动力，因此即使病重时仍能完成几部作品。她在香港这个陌生的大城市回想故乡，多了一份悲情，也令她想到中华民族的悲哀，促使她完成《呼兰河传》这部巨著。”这里，充满了对人、对文学的同情之理解，既温情，又深刻。这是小思文章独有的风味。

    还不得不提的是书中的两篇序，一篇是小思的，一篇是黄继持的，都写得极好。黄文一开头就说：“记得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一般的街道图外，还有种种式式的游览地图。最使我感兴趣的，莫过于‘文学行脚’。图中既标示古今文士活动居停之地、留连咏叹之区，即使虚构人物故事拟托的里弄坊衢，也注出相应的处所。……不知北京有没有这样的行脚图？中国城市值得绘写的太多了。……上海虽于古稍逊，但近百年文运激扬；若有图可读，便差不多读着半部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关于“北京有没有”之问，真是问得好！以我所知，北京尚无，上海也没有。现在旅游业大盛，注意力多只在观光和购物，这是不能长久的，再深一步，就会进入到人文体验，到那时，各具深度的“浏览图”才会出现。这样看来，小思先生这本《香港文学散步》，正是先行一着的妙棋。就文学踪迹而言，不光北京上海，即杭州、绍兴、南京、重庆、桂林等，材料也应比香港更丰富，而所缺者，正是像小思先生那样，能将文学材料了然于心再变成诗的人。现此间的研究项目已经太多，研究者也满目皆是，其中会有几个如小思先生那样的有心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