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版本学的重大创获

    以印本鉴定为中心的狭义的中国古籍版本学，成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十六世纪末叶的明代后期。自那以后的大约四百年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学问，其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点的探究，到线的梳理，再到面的展开，这样一个渐次深入的过程。具体而言，点的探究重在对具体古籍的具体版本的比对考证，这一工作先后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清代嘉庆时期，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臻于高峰，其代表分别是黄丕烈对所藏以宋本为中心的诸多古籍所撰题记，和傅增湘、张元济等人对四部书籍所作的更为广泛的考订。以此为基础，对于中国古籍版刻发展历程作概括性的线性梳理的尝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得以实施，其典范性的成果，即赵万里等编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作《中国版刻图录》；而这一线性梳理的的世界性回响，可由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稍后发表的博士论文《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的相应部分见到。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海峡两岸均有学者致力于将相关研究拓展至面的层次，在描述古籍版本时兼顾时代与地域两个坐标，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和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堪称其中的翘楚，而顾廷龙、冀淑英等主持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因为以著录经过鉴定的大陆所有公藏善本古籍为目标，并注意到著录要素的相对完整性，客观上成为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古籍版本学超越线的狭窄、呈现面的广阔的总结性成果。

    自《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刊竣迄今，又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与展开，中国古籍版本学现在又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一个有条件将时地兼顾的“面的展开”，进一步提升为既展示书物本体的时地差异，又呈现印本制作过程中刻、印、修三者不同的技术特征及其后果，这样一种“立体形态的复原”的难得时机。而中西书局刊行的这部《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本书作者郭立暄君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二〇〇三年考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生，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两年半后，因为学业优异，又被免试录取为同专业博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在修读了诸门课程和完成论文后，二〇〇八年底经严格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郭君在复旦就读前后五年半时间，本人忝为其硕士和博士导师，而本书的前身，就是郭君的同名博士论文。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与郭君当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相比，无论在外观还是文字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用版本学术语来说，它们是同一种书的两个文本差异十分明显的不同版本。其中上编的通论，由原来相对单薄的两章，延展为内容丰富细致的九章，其中有关刻印结合研究的三章还完全是新写的；下编的实例，则不仅数量上由八十种增至一百零八种，而且这一百零八种还有将近一半是新增换写的。两本对读，很可以看出郭君在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学院式学术训练，再回到图书馆工作岗位后，对古籍版本学所作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其结果是现在付梓的本书，不仅较当年的博士论文述论更全面，而且整体上更扎实，并具有显著应用性和针对性，后者从书中引证的海量且大多数直接来自作者目验的同一种书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后印本，可以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至今益信。”这是距今三百多年前，黄丕烈为所收明刻本《齐乘》题跋时所发的一句感慨（《荛圃藏书题识》卷三）。就某一古籍的诸种版本而言，理解这句话并不难，但若论从中国古籍刊刻的整体历史上去读懂这句话，从清代到现代，学界所走的路程可谓足够漫长。依托于这样的历史语境，郭君的这部《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经修订重撰而面世，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说来，我想它至少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研究内容上说，本书是古籍版本学领域内，围绕着中国刻本的原刻本、翻刻本和初印本、后印本等诸多不同的实物与文本表象，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加以揭示和解释的重要成果。对于今后文史学界正确认识中国古籍在版本方面超乎想象的复杂性，意识到不仅书名相同者可能版本相异，就是同一刻本也时常会因刷印的先后而出现不同的文本，本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切实功效。而本书基于诸多实例总结出的鉴别中国古籍原刻翻刻本和初印后印本的基本方法，也是迄今为止相关归纳表述中最为周密完备并具有明显的操作性的。

    其二，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对于中国古籍刻本类型所作的探究，是一种基于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理念而展开的探底式梳理方法，由于现存中国古籍具有如任何历史文物一样的不可再生性，这一富于层次感的探底式梳理方法，为未来中国古籍版本全貌的准确呈现，打下了较以往同类研究更为扎实可靠的基础，由此也为古籍整理在方法上的进一步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重要途径。

    一部能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作，一定是既具有总结的意味，同时又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的。从学术发展的眼光看，无论是本书的内容还是方法，均提示后来者在古籍领域内尚有甚多的后续工作可以展开。比如在实用性的古籍整理方面，本书首次系统地展示了初印后印与校勘的深切关联。以此在客观上提示学界，比“通校”那样的表面扎实其实漫无准的的校勘方法更为有效的，应当是首先细致观察古籍印面，找出是否存在明显的版片剜改抽换等实物证据，而后再进行方向明确的文本校勘。至于将本书对中国古籍原刻翻刻和初印后印的研究，拓展为包括朝鲜本、越南本、琉球本和日本本等在内的东亚汉籍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后印系统的完整梳理，则需有不同国籍且更年轻、抱持更大的雄心的学者参与其中，方能成事。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之所以能以目前的面貌和水平面世，郭立暄君个人的勤奋努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所周知，古籍版本学的特点，决定了除非个人亲眼逐一目验，且在实物比对的基础上细心校勘文本，难以获知对于书的真确认知——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郭君进入复旦就读之前和毕业之后的工作，得到了他所在的上海图书馆馆方的大力支持；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陈先行先生，作为馆中学术前辈，对郭君版本学水平的提高和眼界的扩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籍版本学从“线的梳理”进步到“面的展开”，得益于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等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则三十年后郭立暄君以上图为依托，致力于中国古籍刻本立体形态的复原，无疑是一种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延续。作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一名普通教师，能有幸见证历史并参与其间，为中国一流图书馆培养高水平专业人员略尽绵薄之力，自是深感欣慰。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