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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2岁的屠岸和80岁的金波联袂出版了《诗流双汇集》，包括屠岸的译诗和创作的儿童诗结集为《窗里窗外》。两人互相评点，妙趣横生。其中，屠岸精选了40首英美经典诗歌的译作，同时还为孩子们新创作了10首儿童诗。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赞叹：“他们书写的每一个文字，都有跳跃的质感和递进的声音。”
“屠岸是执著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这是洪子诚、刘登翰在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中对屠岸的评价。的确，已年过九旬的屠岸仍觉得自己的心态是年轻的。尤其每有新诗，甚至会手舞足蹈。
拜访屠岸，这位儒雅敦厚的长者谈及对翻译的理解，谈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诸多经历，令人感佩。他那么平静温和，却似黄河涌入大海，历经大风大浪却显出波澜不惊的宽厚与深邃。
人文社改变我的后半生
1973年1月中旬，49岁的屠岸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通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他有些喜出望外。他喜欢诗歌，很想到诗歌组，但人事处通知他到现代文学部做副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该社副总编、总编，党委书记。
屠岸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79年春天，党委委员屠岸建议由人文社出面召开一次会议，希望通过召开座谈会确立文学创作的发展导向，副社长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商量后同意这个建议。连续开了六天“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很多有影响的小说作家都参加了。王蒙、刘心武、谌容、蒋子龙、冯骥才、宗璞、焦祖尧、陆文夫等等都到了。当时，孙颙的《冬》、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和竹林的《生活的路》这三部小说在编辑部有争论。最后决定，写出内容梗概，请茅盾来做指导。茅盾当年已经83岁，坐着轮椅到会场，他看了小说梗概后说，这三部小说内容都可以写，看怎么写。这为此后的小说创作指出了方向。
屠岸用“炸锅”形容当时的会议氛围。“文革”中大家被压抑得太久，对于新时代新环境中怎么创作，交流得很热烈。在这个会议上，屠岸发言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他说，实践已证明“文革”是一场浩劫，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否定，等等。在1979年初，敢这样说的人还不多。后来韦君宜告诉屠岸，有人说，屠岸放了一颗炸弹。
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屠岸，其实有果敢大胆极具魄力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决定引进台湾作品，当时在出版界属于开先河，《台湾小说选》《台湾诗选》先后出版，紧接着省一级的出版社也跟上来，大陆和台湾的文学交流形成热潮。
在老编辑何启治的印象中，屠岸的品德和贡献在他所接触的几任领导中有独一无二之处。首先是在文学艺术的造诣和著译作品的成就方面。屠岸是诗人、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家和学者型的编辑家，他还爱好话剧、电影、绘画和书法。其次，在看重亲情，创建和谐、亲密的家人关系以及在继承发扬传统伦理道德方面，他也堪称楷模。从2003年元旦开始，他家多年定期举行“晨笛家庭诗会”，家人谈诗论诗，从中国新诗开始，以诗人为单元谈，从胡适、鲁迅、徐志摩等谈起，直到艾青、臧克家……有人主讲，有人议论，然后朗诵诗人的代表作，亲情浓浓，其乐融融。这样的家庭聚会，也是独一无二的。
从1979年起，屠岸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1年4月17日下午，屠岸到韦君宜家，韦君宜跟他谈社领导班子的问题。韦君宜说，她已经64岁了，出版局同意给她两年创作假，但要她找到人接替总编辑职务。她说经过跟领导多次协商，让屠岸来挑这个重担。屠岸力辞，说：“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我没有能力做导演来指挥全局。一定要让我牵头，就会给事业带来损失。”韦君宜说：“比起我1960年到社里的时候，条件好多了。我是从青年团系统来的，对文学编辑一点不懂。社长文井同志又不上班。我就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绝对干不了。周扬说，不会就学。没法子，赶鸭子上架也要干。这样，就干下来了。”最后，韦君宜还给屠岸提了一条意见，要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屠岸只有接受组织安排，先担任常务副总编辑，1983年任总编辑。同时担任该社党委书记。上任之初，屠岸就在社务会上公开讲，领导班子要团结。他知道人文社总编辑不好当，必须小心谨慎，诚惶诚恐。
提倡翻译批评
1946年屠岸看了郭沫若的《沫若译诗集》后，觉得郭有开拓性，但是有译得不准确的地方。50年代人文社再版《鲁拜集》（波斯诗人奥玛尔·哈耶姆原著，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英译，郭沫若中译）没有修订，屠岸就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人文社编辑部，提出批评意见。过了一阵子，屠岸在长安大戏院观剧时见到郭老，问他有没有收到信。郭老很和气，说收到了。但他不太赞同屠岸的意见，说“酡”的意思就是脸有点红。屠岸说：“‘酡’这个字我懂。那首诗的原意是夜莺唱‘来酒’叫蔷薇花喝酒，夜莺自己把面颊变红，并不是如您译的夜莺唱歌把蔷薇的脸儿唱酡。”郭还是笑笑，没有肯定屠岸的批评。
不久，屠岸就收到人文社转来的信，信是郭老写在人文社编辑给郭的信上的批语。郭老用毛笔写道：“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但菲茨杰拉德是意译，既然他是意译，那我也就不改了。”按屠岸的信批评郭老译错多处，不止一个“酡”字。
屠岸说，自己性格中有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是稚气、狂妄。后来，狂妄的方面被磨掉了。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太认真，太较真儿。李岳南翻译的诗集《小夜曲》许多地方译错了，他便写了《译诗杂谈》投给《大公报》在1948年发表了，一点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李岳南，也批了其他名家，包括李唯建、胡适、朱湘、袁水拍、高寒（楚图南）等。屠岸此后又写了《译诗杂谈》（二），也在《大公报》发表了，批了徐志摩、傅东华，还批了周作人。当时有人说，周作人有学问，可以让他翻译希腊的文学作品。屠岸说不对，他是“汉奸”，这点屠岸至今也不予原谅，但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未尝不可以让他做翻译工作。
屠岸和翻译家方平的结识是由于笔墨交锋。1950年，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在译后记里提到所见一些零散莎翁十四行诗的汉译，其中有方平译的两首，指出其中的不妥处。1951年，时任出版总署主办的《翻译通报》主编董秋斯给屠岸转来一篇方平写的文章，对屠岸的译本提出批评，指出翻译上的多处错误。董秋斯问屠岸，方平的文章能否发表。屠岸看到批评文章有些紧张，写信给方平，问文章能否不在刊物上发表，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马上要再版了。他把方平的文章附在书后，同时可以改正错译，并向方平表示感谢。方平不同意。屠岸只好向方平建议，将批评中批错的地方改过来。最后发表的文章都批得对，没有批错的。
屠岸说，当时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他终于说服了自己，应该“闻过则喜”。方平虽然批评了自己，但书稿经过改错，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后来，90年代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翻译研讨会上，屠岸就翻译批评问题发言，主张“大力开展批评，以改进翻译质量。批评不会使人对立，处理得好，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会成为好友。”他举的例子就是早年方平对他的批评，他和方平不打不成交。在会上，方平表态说，批评是可以的，但我的态度不好。
翻译之路
屠岸说自己的成长受父母影响很大。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必须爱国，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则主要是母亲的影响。母亲是常州人，出身书香门弟，早年当过教师。屠岸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母亲就教他读《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她规定我读三十遍，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她又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让我用常州吟诵吟唐诗，她总是自己吟，等于示范性吟诵。没有耳提面命，但我听熟了，而且心灵受到很大震憾，那种梦境般的吟诵，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先是诵读文章，后来是吟诵诗歌。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常州吟诵。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将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及杜甫的《秋兴八首》、李白、白居易、陶渊明等人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世纪90年代，屠岸翻译的《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不止一次说过对美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济慈诗歌情有独钟的原因：第一，济慈22岁得肺结核，屠岸也是22岁得肺结核。在解放前，没有特效药，肺结核是不治之症。他得病之后感觉和济慈的处境非常相似，想到可能遭受到和济慈同样早夭的命运，因此在感情上就时常受济慈的打动。第二，济慈和屠岸有相似的美学观点。济慈在《希腊古瓮颂》里讲到“‘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你们在世上所知道、该知道的一切”。屠岸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济慈这两行诗成为屠岸的箴言。随着时间推移，屠岸后来对济慈诗歌的爱好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屠岸同样也受很深浸染。1941年，他还是高中生时就写散文诗投稿。1938年写出第一首旧体诗，题目是《客愁》：“落叶满沙坡，长空铁鸟过。天边雁影断，江上客愁多。秋老悲红树，乡心感棹歌。??迷雾漫，桅影撼深波。”那时屠岸主要还是写白话新诗，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他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对古诗，他说：“中国诗人我更亲近杜甫，也喜欢李白。我小时候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抗战时我与家长从常州逃难到武汉，又逃到广州、香港，颠沛流离。因此杜甫的诗对我更加亲切，杜甫历经安史之乱，也是一路逃难，读他的诗好像是读我自己的经历。”
关于翻译，屠岸有一个观点：“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以他几十年的翻译经验，翻译应该是轻车熟路，但实际上他的翻译速度很慢。屠岸说，自己翻译诗歌一般先看诗歌原文，仔细阅读原文好几遍，再进行翻译。济慈的诗早在40年代就翻译过了，但数量不多。80年代人文社外文编辑室负责人任吉生约屠岸再译济慈，他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了《济慈诗选》。他认为，翻译诗歌要凭感悟，要有体会，要渗透到原作的精神中去。一般一天或者大半天可以译成一首，当然是较短的，比如十四行。翻译长诗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他会把译成的诗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审视翻译得是否满意，再进行修改和润色，过些天可能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工作。有时会发现修改的译文不如第一稿，那么就再改回去，直到满意为止。
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为人处事，屠岸都崇尚真善美。可是生活中人们的人品和文品往往是不统一的。屠岸说，人品和文品有时不能完全画等号，但有密切关系。张爱玲有才华，但是她在政治上是有缺陷的。中国的女作家里，屠岸佩服萧红、林徽因、丁玲，她们有才华而且爱国。他说，有些人人品不好，但不涉及民族大义，比如英国作家培根，他的哲学散文非常有名，但人品不好，他踩着有恩于他的人向上爬。屠岸去英国访问时，拒绝在培根的塑像前留影。
屠岸说，诗歌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寄托。他最喜欢济慈的三首诗《秋颂》《希腊古瓮颂》和《夜莺颂》，到现在他还能够流畅地背诵这三首颂诗。晚上睡觉之前，屠岸常在心里默念这些诗，慢慢地进入梦乡。济慈的英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杜甫的《秋兴八首》、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都能默背，背着背着就睡着了。
女儿问屠岸来世希望做什么，他说，“还是做诗人。缪斯是我的上帝。我不会当小说家。爱画画，想当画家，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如果是当动物，最好变成一只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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