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命运》：为弱小的善发声

    《生存与命运》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以二战转折之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因为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且将其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书稿完成后未来得及出版即被克格勃“逮捕”，从此成为“禁书”，时在1961年。须知在禁书与文字狱屡见不鲜的前苏联，遭受“逮捕”待遇的书只有两部，另外一部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生存与命运》均不低于前者。但更令人扼腕的是，格罗斯曼远没有帕斯捷尔纳克那么幸运，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逝世。1974年，在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先后在欧美和苏联出版，引发轰动，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989年后中译版相继问世；2013年，由原著改编的同名俄罗斯电视剧获得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今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该书新版，足见出版界对于这部作品的信心。

    埃德蒙·威尔逊曾说：“人类永远置身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时常为人类作见证。”格罗斯曼通过《生存与命运》为后人留下了战争与极权年代的见证，并将历史置于人性的批判之下。这部厚达900多页的“人性史诗”，注定不可能被快餐式地消费。我们只有潜下心来，不断地咀嚼与反刍凝聚着作者毕生心血的文字，才能与作者一起重返历史的现场，直面并反思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沉重、生命的脆弱、生存的坚忍以及生活的苦难，进而与作者一起相信：战争终为陈迹，历史却不容忘记；肉体虽成灰烬，人性却不容泯灭；命运再沉重，生活会继续出发；善良再弱小，希望会不停生长。格罗斯曼自言其写作是“为长眠者发声”，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也是在为未亡人发声，为未生者发声，为生命的自由发声，为人性中弱小的善发声。

    在事件与人物发展的时间跨度上，与《战争与和平》（从1805年至1820年）《日瓦格医生》（从约1903年至1943年）《古拉格群岛》（从1918年至1956年）以及《静静的顿河》（从约1912年至1922年）等史诗性作品不同，《生存与命运》聚焦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一历史横切片，叙事从1942年秋到1943年初春，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全景式地展现了两军交战与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四代的人生遭际为主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绘了从前线到后方、从纳粹灭绝营到苏联劳改营的广阔社会图景，立体地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生动地还原了各个角落的历史场景，表现出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历史穿透力，堪称（批判）极权社会的百科全书。

    小说对战争的描写是全方位的。从对整个战局的战略分析到具体战斗的细节再现，从参战将士的心理活动到叙述者直接介入的思索与议论，视角转换挥洒自如。场面震撼宏大，特写惊心动魄，画外音发人深省——作者如同历史的总导演，指挥着千军万马辗转冲杀。只有亲身参加过最前线的战斗的人，才能传达这种逼真又极富戏剧性张力的效果。

    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与进攻的德军在伏尔加河畔展开的夜战，是小说开篇不久的第二场战役。从这场战役开始，德军渐渐失去战争的灵魂——主动权。随着战局的变化，作者以自然而然同时又高度自觉的控制力与节奏感，在叙事中一步一步推动战争发展，直至德军被围投降。格罗斯曼所描写的士兵在混战中对于整个战斗形势的“直觉”和时间感的丧失，在同类文字中是罕见的：

    一个被硝烟和炮火包围、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的被震聋的士兵对战斗最终结局的预感，往往比在司令部的地图旁对战斗结局所作的判断更准确……在这个凡是能感受到战况转折的人都十分明确的一瞬间（对那些试图从表面上预测和理解他的人来说，这一瞬间是神秘而无法解释的），人们的认识能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勇猛而机智的“我们”变成了胆怯而脆弱的“我”，而屡遭挫败/被当作唯一的攻击目标的敌军却变成了可怕而威严的“他们”……那些在黑暗的夜色中遭到突袭，起初感到自己虚弱、孤单的人，开始分割对他们发起突袭的敌人的统一体，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中包含着胜利的力量……对这种转变的理解，常常包含着那种使军事有权称为一门艺术的因素……整体看来，战斗的持续感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形，以至于成为一种完全模糊的感觉，无论同漫长还是同短促都没有关系……在被撕成碎片的混乱的时间感中，克雷莫夫异常清晰地知道，德寇被压下去了，被击退了。和那些与他并肩射击的文书、通讯员一样，他是凭内心的感觉明白这一点的。

    书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带有扑面而来的即视感和介入感。作者还会随时暂停、放慢或切换叙述，时而带读者潜入人物内心深处链接到过去的生活，时而带读者跳出战场鸟瞰全局的发展。这种高超的写法，直追雨果和司汤达笔下的滑铁卢战役（《悲惨世界》《巴马修道院》），以及托尔斯泰笔下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和波罗金诺战役（《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部分地继承了托尔斯泰的观点，即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的雄图伟略，而是无数处在生活底层和战斗一线的人们对于生活的平凡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映人世万象的小说比偏好宏大叙事的“历史”更真实更丰满。

    因此，当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走出掩蔽所，置身于夜色笼罩下的伏尔加河岸的枪炮声中时，他感受到了士兵们平凡的家国忧伤，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威力高于他的才能/他的权力和意志”。基于同样的理由，当斯大林做出包围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制胜决策时，作者也指出了为此把斯大林奉为“天才”的危险性。

    然而，同为以文学还原历史、相信人的自我救赎的小说家，格罗斯曼与托尔斯泰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他带着上帝般的目光观照生活、悲悯人间，本质上是否定人、否定当下生活的，他笔下人物的自我救赎也往往是神人性的。而格罗斯曼通过小说所传达的则是现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人、肯定当下生活、肯定芸芸众生的良善爱欲，人物的自我救赎是人本性的，并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格罗斯曼并没有将弱小的善抽象为某种理念，进而像托尔斯泰那样发展出一套历史哲学（这本非小说家的天职）。反乌托邦的倾向使小说成为各种乌托邦争强斗胜的舞台，表现出多声部的复调特征。在这里，诸神争吵，群魔乱舞: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互为镜像，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托尔斯泰主义者众声喧哗，官僚、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和农民各吐心声……

    但在喧嚣背后，有一个微弱的声部贯穿始终，那就是对人性中弱小的善的肯定。正如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中所说：“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和高贵。”小说以强烈的反衬展现了弱小的善与强大的恶之间的“战争”。

    一方面是“超级暴力”和“国家恐怖”的无处不在：所有人都生活在极权的高压之下，集中营里的恐怖不次于集中营外，前线的危险也不次于后方。在纳粹毒气室干活的苏联战俘赫梅利科夫懂得：“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疏散在喀山的沙波什尼科夫老太太感慨生活的苦难：“死神让人丧命是很容易的。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

    另一方面，人性之光看似微弱，依然能穿透历史的暗夜：巷战中坚守“6-1”号楼的排长格列科夫在被德军围剿前，把相爱的一对年轻人派出到团部去；女军医索菲亚放弃活命的机会，决定陪同小男孩达维德一起进毒气室；纳粹集中营里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因拒不参加建造毒气工厂被枪决；坦克军长诺维科夫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顶住斯大林亲自督战的压力，延迟整整八分钟才发动冲锋；施特拉姆拒不为自己研究成果的“政治方向”问题检讨；叶尼娅冒着受牵连的危险，千方百计为被关在卢比扬卡内部监狱的前夫送食品……

    这种善与恶之间的战争会有结果吗？答案恐怕在历史的终结处。格罗斯曼通过伊孔尼科夫表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困境：当目睹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时，这位自命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允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他在集中营里写下自己一生对善与恶的思考：“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这种思想已经脱离了托尔斯泰的轨道。老布尔什维克、红军政委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终于明白，“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直接道出了乌托邦以善的名义大行其恶的危险，堪称善恶转化的方程式。

    “生存与命运”这一看似老套的题目的深刻内涵正在于此——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地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乌托邦冲动：为了“大写的善”——命运，可以牺牲“小写的善”——生活，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正是尼采所不遗余力批判的柏拉图主义——虚构一个完美的理念世界，贬弃现实世界和人的价值，从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晚近的西方历史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都被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附了体。正如波普尔指出的：“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直到今天，这个幽灵依然没有销声匿迹，生活与命运之间的紧张依然没有消除，几乎成了摆在人类面前的“哈姆雷特之问”。

    生活，还是命运？格罗斯曼显然选择生活，因为这是生命的权利。他不是孤单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尾声写道：“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帕斯捷尔纳克通过日瓦戈医生之口宣称：“人是为生活而生，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

    归根到底，格罗斯曼以文学的方式论证了康德“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小说再三致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人不能作为实现某种“命运”的手段。“宇宙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之基础，但是生命变得自由幸福和具有崇高意义，只有在人作为一个世界而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是永不重复的。只有这时，他才能体验到自由和良善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

    小说结尾，沙波什尼科娃老太太即将离开劫后余生的斯大林格勒，随着被降职的女婿、外孙女和刚出世的重孙遣放外州，她最后一次乘车去看看毁于战火的房子，真切而又痛心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作者的议论值得照录于此：

    虽然他们知道，在可怕的时代，人不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世界的命运有权赦免和处决人，他可以使人身价百倍，可以使人陷入贫穷，或变为劳改营的尘土。然而，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这一切却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的和将来的，已经来临的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70年过去了，书中描绘的世界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并没有消失，打着各种旗号的乌托邦思想在地球的某些角落仍有市场，非人性的恐怖仍有可能降临大地。《生存与命运》是格罗斯曼用生命留给全人类的记忆遗产，他提醒我们，善与恶之间的战争依然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生命的自由和生活的权利，是需要珍惜和捍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