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与两岸交流

    《粤海风》2015年第4期刊出李钧先生《海峡两岸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多重障碍》，以为两岸交流中存在语言、观念和体制“三大障碍”，尽管分寸的拿捏上不甚精准，所提问题却值得正视。因篇幅所限，拟就本人三次赴台的体验，对所谓“语言的梗阻”谈一点看法。

    李钧先生说，语言是文化通约的基础，是讲得不错的。但将汉字繁（正）简体的差别说成“语言梗阻”，就有点文不对题了。语言是人类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交际工具，台湾光复后开展的国语运动，让二千万台湾人都能说漂亮的以北平音系为标准的国语，一般民众则多说闽南话与客家话，与大陆人民的交往并无语言障碍。李钧先生所指的“语言梗阻”，乃是由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简化造成的。从行文看，他对繁（正）体竖排的港台书刊，似有由衷的喜爱；对港台作者的“沉潜往复”与“从容含玩”，尤其心怀敬重，虽笔下有情，却与“语言梗阻”无关。

    李钧先生列举简体版《美的沉思》为例，以为湖南美术出版社相关的出版、策划、版权引进、责任编辑、特约编辑、营销编辑、责任校对、封面设计、版式设计等多达十九人，仅责任校对就有四人，万万没想到，“那些误植字就像埋伏在米饭中的砂子，时时像刺客一样袭击我的神经”。为了说明“语言梗阻”的现状，文章列举了七条例句：

    一、《丧乱帖》“羲之顿首”错为“义之顿首”，这显然是繁简字体转化造成的误植，将“羲”误成了正体的“義”；

    二、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错成了《与嵋源绝交书》；

    三、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错为“薄同孔”；

    四、“褒衣博带”误植为“褒衣傅带”；

    五、“高宗武后极力重视科学”，此“科学”显然是“科举”之误。

    六、《美术丛书》编者“黄宾虹”被误植为“黄宝虹”，这应是正体“賓”与“寶”形近，故转换中又发生了错误；

    七、《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作者陈衡恪，被误植为“陈衡格”。

    《美的沉思》大陆简体版错字率如此之高，确实该被定为“劣质出版物”。只是李钧先生所举的错误，基本不是繁简体转换造成的，更不能说是来自“语言梗阻”。

    所谓繁简体转换，是由计算机软件完成的。软件程序的设计者，依据通用的《简化字表》，将“它”所认定的简化字，一律自动转化为繁体字，而不曾考虑其他复杂因素，于是闹出了笑话。李钧先生所举例句中，惟“羲之顿首”错为“义之顿首”、“黄宾虹”（黄賓虹）误为“黄宝虹”（黄寶虹），似与繁简转化沾了点边，但责任也不应由“语言梗阻”承担。因为原文如果确是“羲之顿首”与“黄賓虹”，软件决不会转化为“义之顿首”与“黄宝虹”；至于“薄周孔”错为“薄同孔”、“褒衣博带”错为“褒衣傅带”，我怀疑是扫描仪OCR的识别率不高，误将“周”错为“同”、“博”错为“傅”，乃至“羲”错为“義”、“賓”错为“寶”，再来个繁简体转换，才变成“义之顿首”“黄宝虹”的。所以，只能追究编辑和校对的失职，把账记在简化字头上，实在是冤哉枉也。

    李钧先生承认，简体字有简体字的好处，这就是易学易写；但又强调繁(正)体字保留了汉字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的秘密乃至中国文化密码，在注释中又推荐流沙河手稿版《正体字回家》，以为可以体会“简体字之失”，言下之意，“语言梗阻”的源头就是大陆推行简体字，就未免太缺少历史观念了。

    汉字书写的简化，乃是历史趋势的必然，近百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曾积极提倡和推广。1909年陆费逵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8年胡怀深出版《简易字说》，1934年杜定友出版《简字标准字表》，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都是载入史册的事实。启动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以欧阳竟无为主任委员的《江西宜黄南嶽欧阳氏五修宗谱》，其编纂股主任欧阳溱，江西方言学堂修业，曾任宜黄县立翔千图书馆长，宜黄县参议会参议员，承父兄之教，善金石、文字、训诂、音韵之学，著有《简体字考证》，逐字考证民国三十四年教育部公布简体字三百二十字，简省之源流，后附简体字之研究，则是人所罕知的历史见证。此番赴台，借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其1928年7月5日日记，附有陈光世6月25日信，将其设计的《简字方案》寄呈，中曰：“就正于先生，使该简字得其主人翁之指正，此世之愿望也。”且附有《简写千字文》等，亦正见胡适对于简体字的态度。

    1956年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审定通过《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都是对前辈学人事业的继承。由于尊重汉字演化规律，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1976年、1981年又先后被新加坡、马来西亚采纳。实践证明，简化字的推行是慎重的，也是取得相当成功的。

    我在台湾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没有感到两岸间有什么“语言梗阻”。我的《明清小说采正》1992年1月由贯雅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原稿用的是简化字，而以繁体人工打字排印，没有产生什么错误，书之版式典雅，装帧别致，印刷精美，算得上是我出书中的精品。2005年5月，我参加嘉义大学主办的小说戏曲学术研讨会，会议休息时，应几个大学生的要求，在他们所购《明清小说采正》《晚清小说史》上签名，《明清小说采正》是台湾出版的繁体字本，《晚清小说史》则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简化字本，方知大陆简化字学术著作在台湾都能买到，侯忠义先生主编的《中国小说史丛书》，在大学生中颇受欢迎，使用时也没有感到什么困难。

    倒是今年台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我的《晚清小说简史》收入学术文库“秀威文哲丛书”时，出现了不少问题。盖我发去的是已经转换为繁体的电子文本，出版社又用台湾软件重新转换了一次，于是让我担心的事竟然还是发生了。如《后记》一校稿PDF版：

    1991年10月在上海「首屆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大會發言講《〈市聲〉：民族資產階級初登歷史舞臺的心聲》，即席吟《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口占》：

    改革何須添引號①？幸知清末無《萃編》②。

    但從稗說尋真諦③，不問史家舊系年④。

    ①範伯群先生謂：「改革開放」為近代小說題材四大熱點之一，餘笑問曰：「可否去掉引號？」範公頷之。

    ②姜東賦先生考得《梼杌萃編》非晚清小說，既糾正餘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之誤，尤可防餘擬撰《晚清新小說史》之再誤。

    ③黃霖先生謂，當從文學的實際情況立論，大得我心。

    ④餘在會上發言，以為「近代小說」不是史家劃定的近代史範圍內的小說，而是具有近代精神的小說，與會諸公，幸不以悖謬見責。

    清样四次将第一人称的“余”转化为“餘”，又将姓氏的“范”转化为“範”，让人哭笑不得。及至收到全部清样，竟然出现了几十处差讹，如：“西后之心”误为“西後之心”、“結尾則云”误为“結尾則雲”、“沖冠怒髮”误为“沖冠怒發”、“干預”误为“幹預”、“不肯干休”误为“不肯幹休”、“遍地干戈”误为“遍地幹戈”、“毫不相干”误为“毫不相幹”、“與他無干”误为“與他無幹”、“乾女兒”误为“幹女兒”、“這一干人”误为“這一幹人”、“若干”误为“若幹”、“違干”误为“違幹”、“脫卸干系”误为“脫卸幹系”、“乾脆”误为“幹脆”、“乾糧”误为“幹糧”、“乾癟”误为“幹癟”、“干擾”误为“幹擾”、“翻斤斗”误为“翻斤鬥”、“咸豐二年”误为“鹹豐二年”、“千里跋涉”误为“千裡跋涉”、“萬里長城”误为“萬裡長城”、“鄉里”误为“鄉裡”、“匆匆返里”误为“匆匆返裡”、“證明了”误为“證明瞭”、“御史”误为“禦史”、“御道”误为“禦道”、“官僚體制”误为“官僚體製”、“子丑”误为“子醜”、“斗方名士”误为“鬥方名士”、“泰斗”误为“泰鬥”、“詩云”误为“詩雲”、“令人髮指”误为“令人發指”、“姜維”误为“薑維”、“倒霉”误为“倒黴”、“賣卜”误为“賣蔔”等等。

    上面这些差讹，都是用台湾开发的软件，将原本不错的文字转换错了的，而发生频率最高的，便是异体或通用字的合并，如将“乾”、“幹”合并为“干”，碰到“若干”“干戈”“相干”，就不好办了；将“嶽”与“岳”合并，“岳父”便转化为“嶽父”了；他如“後”与“后”，“雲”与“云”，“發”与“髮”，“鹹”与“咸”，“裡”与“里”，“禦”与“御”，“製”与“制”，“鬥”与“斗”，“醜”与“丑”等等，字数虽然不多，但于文义的理解，关系匪浅。害得我耗费了一周的功夫，将其一一重新改回，真是叫苦不迭。

    由此可见，简化字方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主要出在异体或通用字的合并上。面对海峡两岸交流的紧迫需要，不是简单地否定简化字，而是对实践证明不合适的异体或通用字的合并进行甄别，恢复被不适当舍弃的繁体字（从技术层面上讲，凡是计算机软件无法处理的合并字，都应该全部恢复），则海峡两岸文化传承与交流的文字障碍得以消解，岂非好事一桩？

    此番来台，发现不少简体字已为当地人所习用，繁体“臺灣”写的人已经不多，八成会写“台灣”；对于简体字的“台湾”，也不会有任何歧义。便是李钧先生举为“语言梗阻”典型的《美的沉思》，封面扉页上作者署名，亦非繁体的“蔣勳”，而是简体的“蒋勋”（“蒋”字右下的偏旁，还少了一点）。台湾常用的字体，也有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如“沈”“沉”同义，“著”“着”同义，固然有其字源的依据，但读到“沈船”“著力”，总觉有点不顺，也不妨考虑予以适当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