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博渊雅，惠及学林

    田忠侠《〈辞海〉（第六版）人物条目辨证》（以下简称《辨证》），已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余亦尝执教高校文科，与作者素有切磋研讨之谊，知其为学以文字训诂与文献考据见长。其前著《辞源考订》《辞源续考》《辞源通考》及《萤雪山堂随笔》诸书，皆足称浩博。今读其新著，则感触弥深矣。

    批评《辞海》之《辨证》，得于编纂、出版《辞海》之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亦有不可不言者。昔《中华读书报》尝于2010年末，以整版篇幅刊载田忠侠文章《〈辞海〉（第六版）人物条目释文残缺举隅》，引起《辞海》编委会高度重视，不仅增聘其为编委，且相商出版《辨证》一书，以提升《辞海》第七版之编纂质量。此适见“辞海人”对学术批评重视与欢迎之雅量、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之风范，而为一段文坛佳话，可流传于世焉。

    观《辨证》一书，第一个感觉，是骇其浩博渊雅。一部《辞海》，搜集之古今人物，不啻万人。于此茫茫人海之释文中，掇其瑕疵，搴其萧稂，予以全面、确当、中肯之辨证，堪称艰难巨大之学术工程。《辨证》书后附列主要参考文献二百余种，亦足以令人叹服矣。

    如“胡应麟”条，《辞海》（六版，下同，不赘）释文仅定位作“明代文学家”，所述也仅限于其文学活动、诗文特点。而田先生据《四库提要·少室山房笔丛》释文，其所著十六种，或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或论史事，或论子部诸家得失，或考证古来伪书，或据古书以补《三坟》之阙，或证俗说之附会，而谓《辞海》释文总括语当补“文献考据学家”；又因其“不惜典卖家产，网罗典籍，筑室山中，名曰‘二酉山房’及‘少室山房’，收藏经史子集四部文献达3986家、42384卷”，应名之为“藏书家”。如此，胡应麟之学术文化历史之定位方准确而允当。此仅《辨证》一书所考辨《辞海》606个人物之一，而其他人物条目之考辨，往往一条之中考辨多项，如“胡适”“闻一多”等条中考辨九项，其他考辨八项、七项者如冯友兰、胡先骕、翁文灏等，考辨五六项者如冯至、罗家伦、潘光旦、王引之、吴晗、叶圣陶、傅斯年、李清照等百余人，不胜枚举；考辨内容涉及语言文字、训诂、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姓氏文化、政治、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中医等诸多学科——是可谓知识浩博矣。

    第二个感觉，便是叹服该书之真知灼见。凡对人物之评价，必公允而确当；凡剖析义理，必精当而入微。如“翁方纲”条，《辞海》释文定其位作“清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其叙议亦仅限于此。而《辨证》除指出释文失叙科第而与补足“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之外，又指出：“考翁氏于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之贡献，首在学术，其次诗文，再次书法。以其精于经学，而治经必先通文字训诂之学，则金石、考据自为题中应有之义。经学贯通，义理备焉。以其博学而多能，则亦长于金石、书画之鉴赏，而兼及谱录、辞章。”此说精当而确凿。

    书亦如人。一书体现之学术境界及精神之可贵，固在博洽通达与真知灼见，而其真知灼见之体现，尤在敢于为学术而坚持真理之精神。《辨证》一书于《辞海》人物释文中体现之政治思想局限、学界顾忌之处、之人、之事，仗义执言，一无所避，放言谠议，维护学术之公正，略无“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之犬儒气，乃见实事求是、鲠直坚韧之纯正学者之风。如“胡适”条，《辞海》释文定位作“中国学者”，文字亦平铺直叙，略及平生行藏、职务、著作，而于其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之卓越贡献略无评点。盖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及北京大学校长，拒留大陆任职而去美做寓公，1958年应邀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故向来大陆政界、学界舆论，皆扬鲁迅而贬胡适，《辞海》释文亦未能免俗，国人于此固熟视无睹而以为无足怪也。而《辨证》则秉学术之公心，摒政治之偏见，谓其于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及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皆有贡献；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首创之功不可没；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与贡献；1928年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除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外，尚获美国、加拿大、英国、香港等名校哲学、文学、法学35个荣誉博士学位。谓平生获此殊荣者，前无古人亦恐后无来者，为我中华民族历史永恒之骄傲。建议《辞海》仿“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之例，另立“胡适全集”条目，并予以相对平衡之具体注释，以见公正准确、实事求是，有益学术文化之传承。

    又如“傅斯年”条，盖以傅氏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校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台湾大学校长，《辞海》2009年以前诸版，皆不立目。《辨证》作者曾于2007年3月撰文《1999年版〈辞海〉人物条目窥管》，其中即有《〈辞海〉岂得失了傅斯年》之目（《龙江文史》第八集，2008年5月），加以论述。《辞海》2009年版为其立目，而释文遣词造句，仍嫌平淡，抑而不扬，多用“参与、参加”等语。于是《辨证》乃一一辨证：非仅于1918年参与创建《新潮》月刊，乃是首先立意，与罗家伦等创“新潮社”、编印《新潮》且任主编；非仅“参加五四运动，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而是五四上午大会主席，下午游行队伍总指挥，北京十三校二十名代表之一，与罗家伦并为学生领袖；至于“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云云，实乃于1928年3月，与顾颉刚、杨振声应中华民国大学院之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即以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基础扩充而易名），蔡元培院长任命其为所长，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如此，则傅斯年在新文化、五四运动中之作用及学界声望地位方得突现而符合历史实际。又叙傅氏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为驳斥日人矢野仁一“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之谬论，专著《东北史纲》第一卷，考论东北历史沿革，历代设署统辖之史，以证其为中国领土。是书于1932年10月出版。傅氏又于1932年5月，与丁文江、蒋廷黻创办《独立评论》鼓吹抗日。则其人抗战爱国之义举、功绩，乃昭然彪炳史册。《辨证》又谓当补“生性耿直刚烈，嫉恶如仇、不容奸私”之语，举其处理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于反内战风潮中枪杀学生事件，面斥关而致其去职，且以义正词严之两炮轰倒孔、宋两任行政院长等多项例证。总之，“傅斯年”条在《辞海》2009年版得以立目，或为《辨证》作者旧文之功；而其于《辞海》未来版之臻于完善，亦必赖《辨证》一书之力也。

    《辨证》主张，欲月旦人物，凡涉及兼有政治活动之学者，必重其学术贡献及学衔——此为世界各国崇尚科学、尊重知识之通例，而恰为受“官本位”影响者所忽略。《辞海》某些条目释文，亦未能免俗。《辨证》于此类条目，亦以其追求真理之精神，条分缕析，予以明晰允当之定位。如于“梁启超”条，《辨证》肯定《辞海》释文“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之评断，而谓于其学术文化方面仅以“学者”概之，失之陋略。乃谓梁氏乃20世纪中国五大学术文化伟人之一，于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均有杰出贡献，尤以史学最为突出，遂枚举其史学重要著作，谓其乃中国新史学开山鼻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其业绩熠耀千古。故其学术文化之定位当作“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乃臻完善。

    依鄙见，《辨证》一书之价值，非仅有益于提升《辞海》之编纂质量与学术品位而已也，又非仅以其学术境界博人以文而已也。《辨证》体现之可贵为学精神，其启牖后学之功，亦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