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视野

    在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的视野长久以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中国太大，在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省份之间，固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内涵，但似乎同时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可谓是一种鸟瞰式的全景，那么以“地方”为取向的历史叙事，往往能够通过“眼光向下”的方式，窥视到生动活泼、复杂多元的具象。

    在诸多的地方史研究论著中，新近翻译出版的裴士锋（StephenR.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似乎别有一番新意。作者似乎相当独到地观察到现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处于内地的湖南，与西潮直接冲击下的上海、北京，以及广阔的沿海地区一样，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促成历史变局的新思想和新能量。在作者看来，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开始，中经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蔡锷、黄兴、杨毓麟、杨度等人，再到影响现代中国至为深远的毛泽东，都在传达着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精神。湖南人的特有癖性，似乎为了解近代中国的丰富性打开了另一扇窗，有助于矫正长久以来研究近代中国偏重对外接触、侧重中央政府所带来的偏颇。

    当然，若是仅仅注意到湖南人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其实也算不上有太多的新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包括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等研究者便已经注意到这一独特的现象。而近来的一系列关于湖南人物的传记、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藤谷浩悦的《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以及诸多的以湖南为出发点的史料搜集和出版工作，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窥视到湖南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就此而言，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虽然视角独到，但似乎也并非开天辟地之作。

    事实上，构成本书新意的真正所在，并非作者以湖南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是作者在湖南人的地方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所作的较为彻底的切割。过去以湖南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虽然强调湖南的独特性，但却仍然重视在作为地方的湖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之间的有效互动。对于湖南地方性的强调，与其所展示出的富含普遍性色彩的中国性格，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裴士锋在本书中却是“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认为“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

    在作者看来，与以往人们所耳熟能详的认识不同的是，不少的近代湖南人实际上是将“本省摆第一位”，而将“帝国摆第二位”。近代湖南人实际上有着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自信，他们自视“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从借由平定太平天国的契机而兴起的湘军，到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独树一帜的维新创举，再到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等人提倡的湖南自治运动，都似乎在书写着一种有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如果说现代中国为人所常见的乃是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那么在作者看来，诸多的近代湖南人所展示出的，则是一种专注于地方的“草根民族主义”。虽然前者已经成为主流叙事，但后者在具体的历史变局中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饱含着另一种可能性的力量。

    对于裴士锋将近代湖南人的地方认同，理解为一种独特性的“草根民族主义”的做法，汪荣祖此前在阅读本书英文版后曾对此进行严厉批评。在汪荣祖看来，裴士锋的研究，乃是饱含着“分裂中国的未来”的阴谋，是以标举近代湖南人的独特性地方认同之名，而行解构实质性的中国认同之实的举动。（汪荣祖：《评〈湖南省的爱国者〉：湖南人不是中国人？》）汪荣祖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裴士锋在本书中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以论带史”的嫌疑，往往为了突出近代湖南人的地方性认同，而牺牲了对部分史料进行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不过，对裴士锋的研究作出政治化的解读，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批判作用，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所包含的学术性意涵。

    事实上，裴士锋对于湖南认同的强调，乃是联系着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解构主义盛行的风潮。裴士锋的做法，实际上与杜赞奇那部已经为研究者所广泛知晓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Narratives ofModern China）中所提出的主张，有着某种暗合之处。裴士锋与杜赞奇一样，都广泛地质疑那种习以为常的线性的民族国家叙事，而试图在此种“压迫性”的叙事当中打开一个缺口，安置和寻找所谓的“复线历史”。二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后者将研究的视野遍及省籍、语言、教门、帮会等多种有别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呈现出一种表述上的“不稳定性、交叉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而前者则仅仅专注于近代湖南人的特殊性地方认同，并视之为是并行于那种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认同叙事之外的饱含另一种可能性的认同。

    就此看来，裴士锋对于湖南认同的强调，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历史叙事。这倒不是说裴士锋对于湖南独特性的挖掘没有任何学术意义，而是说他实际上并没能回应此种“复线史学”在现代中国历史叙事中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现代中国虽然饱含着多样性的身份认同，但在其“旧邦新造”的历史转型中，却并非像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以及更为久远的罗马帝国那样，因内部多样性的认同而最终趋于分崩离析的命运。相反的，在看似充斥着多元性的、饱含张力的身份认同之下，中国却十分巧妙地几乎完整保留了帝国时代的遗产。如果像裴士锋在本书中所指出的，近代的湖南人有着广泛的“湖南认同”，那么这种认同何以最终纳入到中国认同之中，而不致发生像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库尔德人反抗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历史变局，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作者在本书中轻轻放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