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大众与小书

    ●因为通识，所以会做，因为通识，所以会享。因此，通识，既是人有别于机器而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又是人享受现代化成果、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基础。

    ●套用梅贻琦先生耳熟能详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句，我觉得“所谓大师者，非有大书之谓也，有大学问之谓也”。

    ●纵观历史上的大量重要名篇，影响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多年的薄册比比皆是，数量绝不亚于鸿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恩格斯《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传之久远的著作，仅有不到10万字左右的规模，有的甚至仅有四、五万字，《道德经》《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只有5000字,儒家经典四书《大学》2000字,《中庸》3000字,《论语》16000字,《孟子》只有38000字。

    ●书籍之“厚重”是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学者、专家和教授整天忙于项目，因为项目的大小与经费有关，为了获得更多经费，项目于是一再膨胀，作为成果转化的图书便一厚再厚、卷数越来越多。然而与此同时，读者却日趋远离了这些卷帙浩繁的工程，各类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单位成了这些重大工程的归宿地。

    一、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

    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改革浪潮，素质教育始终是一条主线。在电脑上键入“素质教育”，便会出现海量词条、网页、链接、新闻、实践……关于这个概念，比较被认可的定义是：“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是人在先天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相对稳定并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科学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说得通俗点儿，素质教育即是通过传统“德智体美劳”的教育使被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如果再作归纳，似可合并为身、心二字，其目标不外乎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全两个方面，通过孟子所谓“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反复锻造，造就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全的公民；其检验标准大概在于能否为人的正确知行提供主体正能量，使其不左不右、居中而行，使其不骄不躁、有的放矢，使其不卑不亢、有礼而循。

    二十几年的运动，似乎并未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根据民调，还是查阅学者的研究成果，恐难得出我国国民（包括学生）的素质经过这二十余年的“素质教育”到达了一个新高度的结论。

    撇开身体健壮不说（那是一个需要着墨甚多的领域），单谈心智健全，教育者、教育方式、教育工具都需要进行各方面和全流程的改革。要培养心智健全的一代人，教育者（家长、教师、社会）都要要通过终身学习而成适格主体，“以其昏昏”断无可能“使人昭昭”；教育方式当采用“教学相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灌输与引导并重”等古今中外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切方法；教育工具则首推教材和相关读物的开发和改革：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并使被教育者成为一个言行有范的健全的人，除了身教，言传绝不可少。用世世代代传之久远、教之有效的知识言传给被教育者，必须有好的读本。

    中国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其方式是通过数年、数十年的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四化”是通过人的作为而不是由“机器人”来实现的，即使机器人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由人发明并由人来操控并实现人的指令，因此，人的现代化至为重要。

    尽管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的主体，但人也是生产的目的。人不仅仅是一种实现功能的机器，更作为生产目的而存在。现代社会的人会享用、品尝、分析、利用生产成果，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满足是现代化实现的根本目的。人要成为一个全面的生产者，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以便使用机器并超过机器；人作为生产的目的，他会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全部产品，包括一切物质消费品和精神消费品；他在消费一切现代电子设备的时候也会享用一切高端电子设备装载或传输的所有精神内容：科学、艺术、文学及其他提升满足感的一切知识、智慧和娱乐；他博古通今，喜新恋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重要途径便是人的通识：因为通识，所以会做，因为通识，所以会享。因此，通识，既是人有别于机器而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又是人享受现代化成果、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基础。

    有别于中国高等教育（甚至于基础教育）中的偏科式教育，西方发达国家（或者说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学生教育非常注重知识的全面培养。牛津大学出版社多年来推出了数以百计的通识读本；美国中学、大学的通识教育令人瞩目，普通中学生就开始大量阅读反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通俗教材。芝加哥大学的本科教学非常典型，一进校的学生最初两年不分专业，必须文理兼修，高等数学、经济学、哲学史、文学史都是必修科目，大学三年级时开始选专业，但在毕业前所有学生也要修人类文明史作为本科阶段的收官。

    莫砺锋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说道：当年他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看到哈佛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并非国内所有大学那样写“你已被××大学××系录取”，而只是写“你已被哈佛大学录取”。录取的新生最初两年也并不选专业。他戏谑地说：“我们从中学即开始分理科，也鲜有诺奖科学家出现。”

    学校教育阶段是中国学生获取知识的最重要时光。在学校阶段即开始行通识教育，其意义极为远大：对个人而言，是储蓄人生多方面知识和技能并为幸福一生作铺垫；对国家而言，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全面发展的生产者，并且是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内容。

    二、大师一定写大书？

    2012年起，教育部启动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的编写与出版工程，动员全国高等院校一流的专家学者编写通俗好读、篇幅在10-15万字的小书，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梦、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历史、文化、美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全方位领域。工程“更强调学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普及，更凸显‘大师写小书’的理念，努力产出一批弘扬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从目前已出版的30余本“小书”来看，基本体现了教育部（当然也是国家）的宗旨。

    何谓大师？这里套用梅贻琦先生耳熟能详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句，我觉得“所谓大师者，非有大书之谓也，有大学问之谓也”。

    诚然，历代学富五车的鸿儒、文学史上的巨匠，不乏辉煌大著，洋洋大观。司马光《资治通鉴》、李时珍《本草纲目》、罗贯中《三国演义》、曹雪芹《红楼梦》、斯密《原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黑格尔《哲学全书》、马克思《资本论》、罗尔斯《正义论》……这些鸿篇巨制，要么是内容丰富、体系严谨的一代理论学术大成，要么是流传千百年、反映人间真情的时代悲歌，即使多个世纪过去仍旧熠熠生辉。不过，纵观历史上的大量重要名篇，影响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多年的薄册比比皆是，数量绝不亚于鸿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王国维《人间词话》、恩格斯《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泽东《论持久战》，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这些传之久远的著作，仅有不到10万字左右的规模，有的甚至仅有四、五万字，《道德经》《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只有5000字,儒家经典四书《大学》2000字,《中庸》3000字,《论语》16000字,《孟子》只有38000字。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邓小平说读经典著作要实用、管用，并多次强调他主要是反复读《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这部影响全球150余年的伟大著作也只有15000字左右）。伟大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其伟大之处在于其思想凝聚了人类智慧的精华。套用一句俗语，“凡是精华的都是浓缩的”：既是精华，便一定纯粹，都是经过反复淬炼、剔除一切杂芜后的智慧之核；既是精华，便可以拿来直接食用消化，如同君子，“望之俨然”却“即之也温”，而不一定是读者视为畏途、难啃的骨头。

    名人读书法的一个规律性的总结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将厚书读薄，再将薄书读厚”。将厚书读薄，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读书人需要具备将厚书读薄的能力。只有相当水平的读者乃至大师方可将一本影响巨大的著作读薄。能将《资本论》读透消化并能阐释的人一定可称为大师了。二是大书要能被读薄。判断一本书能不能被读薄是判断是否有精华的重要标志。当人们都说这个年代伪学术著作乃至注水学术著作太多，他们一定是在说这些“大”作没有精华、没有内核、没有线索。大师在突破了学术羁绊、没有了名声压力、无需依靠著作等身来证明其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他们便愿意、也有能力将他们厚读的书通过薄薄一册，给读者奉献最需要的精华。

    三、大众喜欢小书

    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出版史，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举凡重大时期大众喜欢并在全国畅销、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其部头往往不大。无论是清末、民国时期的革命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著作；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书籍，往往是要言不烦，删繁就简。革命家和领袖的作品当然可以理解：理论要武装群众，作品必须吸引大众，而大众喜欢观点清晰、逻辑严谨、好读易懂的作品，即使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大众也喜欢“简明”。问世几十年、畅销至今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也仅有一本通俗读本的厚度。近代以来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更容不下一本厚书的存在了，因此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期待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新中国解放后，文化人文风大变，加上百废待兴、纸张紧张，从领袖到学者，都使用极小、极薄的册子向群众宣传、给读者滋养。以江苏人民出版社为例，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图书，十分之九是小薄册，字数很多在10万字以下，5万字以下的图书比比是。人民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一套政治学知识小丛书，积聚中国大牌学者张友渔、许崇德、王沪宁、龚祥瑞、李步云等，每本读物绝不超过10万字。

    书籍之“厚重”是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经费充裕，图书变成了项目。学者、专家和教授整天忙于项目，因为项目的大小与经费有关，为了获得更多经费，项目于是一再膨胀，作为成果转化的图书便一厚再厚、卷数越来越多。当然，这里面涉及若干重大研究成果，多人、多校、多机构协同“攻关”，其中不少为填补国家学术空白的项目。然而与此同时，读者却日趋远离了这些卷帙浩繁的工程，各类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单位成了这些重大工程的归宿地。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几乎颠覆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高速发展的中国受此影响尤甚。知识来源的途径增加了，人们的阅读数量未减反增，不过他们不再是从书本获得，而是从移动电子媒体去选择，且获得的知识更多是资讯式、启发式的碎片。这种碎片化、即时化并略带娱乐化的知识获取方法，其要命之处不在于接受知识的深浅本身而在于接受方法的改变，其对读者偏好和阅读口味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知识必须延续，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必须代代相传，不能脱节，而知识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脱离这个逻辑和体系不但可能使知识丧失其依附和构架，使人们只能窥斑而不能见豹，更有可能发生“译不准”或误读。既然浅阅读和碎阅读已经被电子设备拉得很远而难以回头，而人们又不能没有深阅读，纠偏的方法可能是转向通俗的简明读本，于是“小书”应运而生。

    四、小书大义薄而不浅

    小书难写，因为小书是“内核”，因而要处处精彩、生动，小书必须绝无注水、绝无夸张、绝无矫情、绝无枝蔓，因而对写作者要求更高。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的大部分作品，作者几乎都是博士生导师，且多为各个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对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体系有深刻的把握，对相关学术前沿问题洞若观火，因而写得行云流水却又生机盎然。厉以宁、傅帅雄、尹俊三教授所撰的《经济低碳化》，一如其众多弟子评说厉先生的讲课风格：“直入问题核心，绝无拖泥带水”，将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低碳现状和低碳要求叙述得简洁明了；作为享誉世界的国际经济法学者，陈安先生用其如椽大笔写就《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谰言的前世与今生》，深受国内外学者赞扬；王逸舟教授《中国外交十难题》体现问题导向，列出外交战线十大突出难题并寻找问题解决方案，体现浓郁外交“智库”特色；几位经济学大家放下身架，大笔小书，微言大义，通俗而不失精专，如洪银兴先生《社会主义现代化读本》，专注追赶型现代化之路途中的重大问题，条分缕析，并着眼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重大课题而深入展开；逄锦聚教授、洪远朋先生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谷成、姜波克、袁卫和刘超充分发挥各自专业域的优势，对决策者和普通读者关心的人民币汇率、税收、文化产业、产业统计等重大敏感问题深度剖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献计献策；陈望衡先生的《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梳理中外城市、园林和景致规划，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鉴镜；黄蓉生教授从大学生诚信培养入手，希冀建立一个全民诚信的社会。

    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部通过启动此项工程实现“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使命之一。这批项目包含此项使命的成果硕果累累。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莫励锋教授的《诗意人生》多次印刷，是一部跳跃的中国诗史，也是一部中国精神史；陈洪教授的《“四大奇书”话题》妙笔话《三国演义》等明代“四大奇书”；项楚、戴莹莹带领普通读者深入“敦煌迷宫”探宝；藏文化研究大家霍巍为天下读书人作向导，一一解读西藏文物的考古新发现；《汉字史话》让每一个中国人从爱自己的文字着手并最终爱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国优秀礼仪文化》（李荣建著）、《中国强：我们随手可做的一百件小事》(王会著)和厉以宁先生的著作一样，甫一出版便上了各类优秀图书榜；孙正聿先生《人的精神家园》不仅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予以推荐，更是被列为江苏省委中心组的学习用书。

    薄而不浅，要能深入，更能浅出。史晋川教授的《法律经济学趣谈》将一个跨学科的复杂问题写得生动有趣，读者兴味盎然之余收到了法律和经济学的双重知识福利；《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什么》以福山近30年观点变化为引子和线索，运用大量图表和案例，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历程、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根本方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丰富多元的理论发展和跌宕起伏的实践探索进行了追溯，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当代价值，生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发展。

    大师写作普及读本是教育部的有益尝试，更是作者对自己的突破。要对自己固化的学术话语体系作新的创造，绝非一件易事。洪银兴教授与笔者交流，直道写普及读物比写学术著作更难；而陈安教授为了写好他负责的那本小书，致电出版社领导、主任、编辑30余次，邮件近20封，退、改稿2次，并亲自出席新书发布会并演讲；厉以宁教授、陈锡喜教授、莫励锋教授都亲自出席各种读书会，为这套造福普通读者的读物鼓与呼；陈光中先生邀请出版社领导到京商讨稿件，尽显大家风范……令人叹惜的是，《品味社会学》的作者郑杭生教授生前念兹在兹，并对出版后图书的宣传推广作了长远规划，可惜突然离世，让我们追念不已。

    一年将过，新岁即来，又有一批重要的书稿已到或将到。已经出版的很精彩，即将出版的值得期待：胡鞍钢、王利民、顾海良、张岂之、温铁军、黄泰岩、高奇、钱乘旦、赵秉志、王一川……这些大家将为读者奉献更多、更精彩的小册子，体现中国精神与气魄，娓娓道出中国故事。

    （本文作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