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陈菁霞)“国学教育在大陆事实上已经中断一个世纪之久,社会基层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对于儒家道德说出一二,加以目前乡村居民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如何提高他们对于儒家文化的认知,实现儒家道德和传统民间信仰的有机融合,传统信仰和人文道德理性的融合,避免这些民间信仰团体过于低俗化,是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日前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尼山圣源书院、武汉云深书院联合主办的“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法生指出,鉴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释道合一的悠久传统,只要路径合理,在乡村社会发展出一套具有更高公共性人文性的乡土信仰体系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传统乡村的精神生态,是一种由私塾学堂、宗族祠堂和民间宗教教堂构成的信仰系统,经过近代以来的屡次冲击,以文革为标志,这套数千年间形成的乡村文化生态被彻底摧毁。但是,毁易成难,现代人依靠运动式的革命摧毁了乡下人的精神信仰,却无力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信仰体系去替代它。精神信仰的缺失,过大的城乡差距,以及有文化的青年人一代一代离开乡村,导致乡村最终沦为文化沙漠,并以此出现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赵法生认为,当前乡村的文化重建需要输血式的急救,以挽回乡土文明的生机,这正是乡村儒学的初始动因。乡村儒学的核心在于其讲堂,尽管它尚嫌稚嫩和粗糙,但是,却是乡土信仰重建的一粒种子,其中蕴含着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可能,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传统乡土社会中私塾学堂、家族祠堂和民间信仰教堂的功能,实现三堂合一的乡土信仰系统重构,促成传统乡土信仰的现代化转化。
除了儒家学者及从事乡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学者外,梁漱溟先生后人,以及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的部分乡村儒学一线实践者也参与了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