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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韩毅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第一版，126.00元
2003年的春天，白杨挺立，柳树婀娜，紫藤萝爬满了支架，月季花如火如荼，粉蝶飞舞，操场上，一群孩子欢快地嬉戏……但这美好的一切很快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打破了。有一段时间，患病人数与死亡人数与日俱增。那不断更新的一串串数字，令人胆战心惊，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所以，当我在寂静的夜晚阅读《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这部凝聚了韩毅多年心血的作品时，脑海中，不知不觉浮现出2003年的情形。
根据历代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大陆爆发的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700多次，而中国人对瘟疫的抗争也从未停止过。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天花、霍乱、伤寒、鼠疫、血吸虫、脑膜炎、肺结核等传染病已被人类征服，偶尔，我们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会看到对这些疾病的描述。但古代中国瘟疫爆发的具体情形如何，古人又如何与瘟疫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我们却难以了解了。《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是韩毅继《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事诏令研究》之后推出的新著。该书详细探讨了宋代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瘟疫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施，以及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特点、成就及各阶级发挥的作用与局限等，科学地揭示了宋代医学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及规律问题，对今天的我们亦有借鉴意义。
我国的疾病史研究始于上世纪初，主要集中于传染病历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疾病史的研究开始多元发展，研究内容逐渐脱离自然史的范畴，进入社会史的领域。但总的来讲，中国内地医学（疾病）社会史的研究还很薄弱，资料也很少。现代医学资料如此，中国古代瘟疫史的资料更是匮乏。由于历代统治者粉饰太平，讳言瘟疫，加之地方官吏“匿灾”情况严重，有关瘟疫的资料较为分散。如何在这些散沙中寻找出可用的金子，这是验证研究者史学功底最好的标尺。韩毅广泛查阅各类史书、医书、方志、文集、笔记、碑刻以及《大藏经》《道藏》，在此基础上，对浩瀚的史料加以分析，对于史料中常见的避讳、别称等情况予以鉴别，共收集到宋代293次瘟疫流行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10万余字的《宋代重大疫情年表与史料》，大大地超越了以往学界的研究。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不仅文学、艺术、科学最为繁盛，医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被称为是“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历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莫过于宋朝。宋朝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整理刊印医书，改进医政体制，设立太平惠民和剂局，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韩毅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着手，论析了宋代社会防治疫病的阶级性和等级性，社会各阶级在疫病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局限，强调了疾病救治中出现的政治腐败等问题。书中有关瘟疫名称的考察、病因病症的分析、治疗方剂的梳理等，则运用了医学史的方法。书中详细介绍了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疫、斑疹伤寒、痢疾、痘疮病（即天花病）、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瘴疫、痄腮病（即流行性腮腺炎）、黄肿病（即钩虫病）、劳瘵病（即肺结核病）、时疫疙瘩肿毒病（即大头瘟或鼠疫）和牲畜疫病等病状，分析了宋代瘟疫的流行概况、地理分布、社会影响、病因病机，以及宋代政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等对疫病的认识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作者娓娓道来中，一部波澜壮阔的医学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瘟疫从何而来？该书认为，宋代重大疫情的发生和流行，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尤其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酷的地理条件和多发的军事战争，成为引发重大疫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书中直接用“水疫”“震疫”“旱疫”“火疫”“饥疫”等名称来称呼不同类别的瘟疫。例如，宋代有70多次疫病与自然灾害直接相关。如明道二年（1033）春，南方大旱，种饷皆绝，引发人口流动，继又发生疫病，死者十之二三。地方政府虽作粥糜以救济，然食之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
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和迁徙，土地荒芜和经济惨遭破坏，而且还延缓或改变了当时的战争进程；另一方面，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触动了医学科学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瘟疫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临床问题，而是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也不仅仅是科学，而是用大量史料描绘了宋代科学、国家政治与疾病传播的互动过程。因早期研究唐宋时期的药材品种，作者对那时使用的药材药品较为熟悉，故在书中整理出许多治疗瘟疫的药剂方剂，使该书溢出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境。并且，这种病案剂方，对当今医学临床也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总的来看，《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是对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成果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完整、科学的学术整理。该书在科学技术和国家行政管理两个维度上开展医学史研究，其所获成果能为我们今天认识、面对以及处理现代疫病等提供有益借鉴。因而，本书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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