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人物的渊薮

    编撰一千万字的《宋代登科总录》，要翻检几乎全部的现存宋代文献和大量元明清以迄民国的方志，这样巨大的工程量，想像中，绝非几个人，甚至是少数人所能承受的。然而，实在是犹如奇迹一般，就是在龚延明、祖慧为主的几个人的坚持下，前后历经近二十载的努力，皇皇巨著，终于完成。《宋代登科总录》（14册）的编竣，让两宋11万多人的进士及第者登科录，在宋金、宋元两次战火洗劫后，还能寻检到其中的4万余人的档案资料，从而为宋代科举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功至大。

    这部《宋代登科总录》，体例严谨，各登科人之下，皆旁征博引，详列该人相关之传记资料，不仅使所列登科人皆信实有征，同时又宛若以登科人为线索的宋代人物大型传记资料汇编，极有裨益于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有了这部《宋代登科总录》，研究地域社会文化的盛衰和人才的消长，研究宋代政治史、社会史中的重要人物与同年现象，便有了基本的数据，获得了极大的便利。

    早在2009年，作为宋代科举研究的长期积累，龚延明、祖慧编撰的《宋登科记考》仿照清人徐松《唐登科记考》，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即获学界赞誉。时过不到五年，《宋代登科总录》又亮丽登场。那么，这部《宋代登科总录》与以前出版的《宋登科记考》区别在于何处呢？二者对比，便可以发现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对登科人数量的增补。搜集两宋三百年登科人名，其实是在浩瀚的文献大海中捞针。清人编纂《全唐文》《全唐诗》，今人编纂《全宋文》《全宋诗》，已属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均系动员大量学者编就。然而，这样集众人之力的求“全”之作，迄今为止，仍然不断有学者在做补辑工作。可见网眼再小，亦会有漏网之鱼。目标向全，殚精竭力，虽有一定遗漏，亦不可苛责。辑佚补遗，是令人起敬的辛苦劳作。提供了一个大体完整的基础，已经成就了一件无量之功德。没有这个基础，后来的辑补无从谈起，而研究者则更要依靠各自的手工操作爬梳于浩瀚的文献之间，搜取研究资料。无论研究，还是辑佚，都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学术的传承与接力。

    可贵的是，从《宋登科记考》到《宋代登科总录》，编撰和增补，前修后出由一人，都是由龚延明教授带着他的助手来完成的。对比之下，后者比前者在人数上增加了两千多人。

    这种对学术事业的谦逊、虔诚、敬业和执著，令人由衷敬佩。在学术界也难免浮躁的当今，龚延明教授的沉潜宁静与锲而不舍值得所有学者学习。

    第二，对登科人文献资料征信，在注明资料出处之外，又增加了书证。无论《宋登科记考》，还是《宋代登科总录》，对收录的登科人都是无一人无来历，皆有资料依据。惟其如此，作为专业工具书才可信可用。不过，《宋登科记考》或许是出于篇幅的考虑，对收录的登科人仅注明资料出处。尽管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给了利用者按图索骥的线索，但毕竟骥尚需索，要根据注明的资料出处来查该书。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丰富的藏书，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有时间能每天往来于图书馆，因此，对于仅有资料出处的工具书，研究者往往是望书兴叹。换句话说，《宋登科记考》只是给研究者搭建了通往所需资料的桥梁，而没有提供桥那边的风景。

    然而《宋代登科总录》则在每个登科人之下，不仅注出资料出处，而且有书证，从原文献中引录与该登科人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方式，尽管使书的篇幅大大增加，但无疑是极有必要的，比较《宋登科记考》，《宋代科总录》拥有更多的优势，既注明登科人资料出处，又迻录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把桥梁和风景一并馈送给了研究者，这就为研究者减省了按图索骥的查检功夫。这样的做法，等于是为有宋一代所有在录的登科人建立了一个档案库，研究者可以从这个档案库中直接调取有关资料。特别是有些仅见于某部稀见文献的资料，正是由于编纂者遍检之后才得以发现，现具录于该人名下，对于研究者来说，尤为宝贵。因为这是研究者难以发现和索求的资料。相关资料全录，也可以说是《宋代登科总录》的学术价值所在。

    由此联想到，学术界的各个领域，都编纂有很多大小不等的专业工具书，在编纂之时，无疑也有资料普查或汇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到了工具书问世之时，便烟消云散了，提供给利用者的，只是结果。其实，普查时搜集到的资料非常宝贵。这是只有编纂者才有机会全面而集中地收集到的资料。在工具书成书时将原文献资料资料舍弃不录，十分可惜。迄今为止，囿于工具书的编纂体例或篇幅，几乎都不录书证资料。对此，自然不能苛责编纂者和出版者。然而，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宋代登科总录》做到了有资料出处、有书证，实在令读者喜出望外。毫无疑问，这种全录资料的创新编纂方式，亦给专业工具书的编纂带来有益的启示。

    第三，对内容的修订增补。从《宋登科记考》到《宋代登科总录》的变化，不止于增加了书证，还对登科人小传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这里仅举一例。卷三·北宋真宗（赵恒）朝·大中祥符八年乙卯（1015）蔡齐榜对该榜进士范仲淹的著录，《宋登科记考》记如下文：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历仕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终资政殿学士、知颍州。卒谥文正。（页98）

    《宋代登科总录》则如下记：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以“朱说”名登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第。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历仕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终资政殿学士、知颍州。卒谥文正。

    改动看似不大，但相形之下，颇见后者之准确缜密。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范仲淹”问世》（《文史知识》2012年第6期），考证范仲淹到了40岁的天圣六年（1028），才归宗更名，成为日后名满天下的范仲淹，而在天圣六年以前一直使用的是其母携其改嫁后继父为其起的“朱说”之名。上引《宋登科记考》径直记作“范仲淹”，不提及“朱说”之名，就有一定的问题。因为那时世上还没有“范仲淹”这个名字。而《宋代登科总录》修改为“以‘朱说’名登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第”，则非常准确。此外，从这条记载看，《宋登科记考》在记仕履上，径直为“历仕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终资政殿学士、知颍州”。而《宋代登科总录》则有了变化，补充了范仲淹的初仕“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作为登科录，记载登科后的初授官无疑是必要的。

    第四，体例变更与价值提升。《宋登科记考》是仿照清人徐松《唐登科记考》，并参照了现存数科宋人登科录的体例而作。这样的体例有一个目标指向，就是力图恢复昔日登科录的原貌。因此，于各科之前，编者详细列述试题以及考试过程。然而《宋代登科总录》的目标指向则不同，重在登科人的资料汇集。目标指向的不同自然带来体例的变化，《宋代登科总录》删除了《宋登科记考》列述试题以及两宋科举大事记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内容虽然对于研究科举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跟登科总录收录登科人的传记资料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其删亦宜。

    不过，《宋代登科总录》却增加了原来《宋登科记考》所无的内容。这就是在每朝之前加入了对该朝科举的详细数据统计。数据归纳，一为不同科目考试统计，常科中文科和武科的次数统计，以及非常科中科、词科、童子科和上舍释褐等次数的统计。二为每榜各科登科人数的统计，如进士科、诸科登科人数，制科、词科、童子科、上舍释褐以及特赐第等登科人数。三为该朝总体各榜各科登科人数统计。加入了这部分内容，读者首先便会对该朝科举登科状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这便使《宋代登科总录》在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化趋势方面，为读者归纳了宏观的数据，使本书在传记资料之上外，有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价值提升。这可以视为对传统登科记在体例上的突破与创新。

    第五，新史料利用。《宋登科记考》出版几年来，又陆续有新的文献史料出版面世。编纂者亦不断留意和追踪最新学术信息，及时将相关史料采录到《宋代登科总录》之中。比如卷十一南宋孝宗朝隆兴元年癸未（1163）的【王逨】条，就利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收录的《宋故朝奉郎守国子监司业致仕王公墓志铭》，补入了重要的史料。而卷十一·南宋孝宗朝·淳熙八年辛丑（1181）【潘叔豹】条，更是利用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刚刚出版的郑嘉励、梁晓华编《丽水宋元墓志集录》，补入《潘郁圹志》的史料。

    《宋代登科总录》既犹如一个为宋代四万多精英建立的档案库，又犹如一座矗立的金榜题名的丰碑。档案库为文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丰碑则展示着中国科举的灿烂文明，同时也铭刻着撰编者的辛劳和智慧，述说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远见、魄力和文化贡献。使用档案库，仰望丰碑，令人心存感激，当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