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讲道理 讲出好道理

    多年前师友小聚时得知安奎有写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想法，此后就一直期待这部作品的面世。拜读完其所著《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种看法：此书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导论性作品的范本加以提倡。

    国内对导论性作品似乎一直存在着深刻的误解，仿佛把一个学科的看似常识之论、实则含糊的偏见集中到一起，便成了所谓的导论了。这也是多年来国内许多学科教材的编写方式，其严谨性、学理性严重不足已广遭诟病。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哲学学科的导论性作品，无论是其写作难度，还是其重要性，均不逊于原创性专著。由于研习者首先接触到的是导论性作品，因此它一开始所体现的问题意识以及言说风格的吸引力，显然会直接影响到研习者对该学术领域的观感以及后续研究起点的水准。

    《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一书，在国内导论性作品当中几乎算是异类，这恰恰是因为它满足了严肃的学者对真正出色的导论性作品的期待。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何在？其学术脉络和进展如何？如何以说理的态度和技巧去面对争论？带着这些问题去衡量的话，这部作品可谓对一个古老学科的高水准的导引。

    导论性作品的写作之难，源于其本身的性质对写作者提出的特殊要求。第一个要求便是作者要“看得透”。所谓的“透”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通透，二是透彻。通透是指作者对于整个领域有着全面的了解，透彻则指作者对于每个主题本身抱有深刻的理解，能够把握各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纵横交错式的通盘理解使得作者在介绍整个学科时有着清晰的线索，知道哪些主题具有代表性、哪些主题具有学理上的紧迫性，以及如何安排整个导论的结构布局与篇幅分配。从《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安排来看，作者对“政治哲学”这门学科既有着通透的理解，也有着透彻的把握。其主题的挑选显示出作者犀利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提炼出最关键的三个紧密相关的哲学主题：第一，要不要政府，要什么样的政府？其切入的视角是选择讨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问题；第二，要什么样的公民？这里集中关注的是公民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德性）。第三，要什么样的社会？这里聚焦的则是社会正义问题。

    在每个主题下，该书在内容的选取上同样既有针对性，也有“代表性”。第一个主题的阐述并未直接纠缠于要不要政府，而是把重点放到了我们是否应该忠诚于（何种）政府。作者以其特有的研究深度清晰地呈现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理论：契约论、公平游戏与身份理论。在探讨三种理论的欠缺与争论后，自然引出政治哲学层面的无政府主义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二个主题一开始就提出如今公民理论的难点所在：价值领域群魔乱舞，诸神并起。这既是今天政治哲学如此难以达成共识、面临巨大挑战的根源，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在今天为什么如此活跃的原因。这里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公民身份，又有何种能力培养何种公民？其内容着重于公民培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另一个则是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应当具备的德性。作者在个人权利的根源或说辩护方面突显了两种代表性观点：自由与自然法。而在公民义务的问题上则主要阐述对国内公民的义务，同时论及对他国公民的义务（这就涉及到爱国主义的意义与限度）。第三个主题的实际聚焦点在于社会正义。书中的介绍非常全面，既探讨了从后果入手的功利主义与福利平等，又探讨了强调机遇的两种运气平等理论。在分析这几种理论的欠缺之后，作者明确提出，分配正义是要基于平等共享权力的理念，为公民或者说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而我们的社会则将由嵌入此种原则的文化所塑造，为人们过良善生活提供基本环境。当然，只要略加思索，我们就知道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只是侧重面与切入角度的不同，实际上它们之间难免存在相互交织的关系。而在一个“分兵作战”的学术时代，作者提炼出的这三大基本问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系统把握政治哲学的机会。

    好的导论性作品的第二个要求则是“讲得活”。导论性作品不同于其它类型的专著，必须在注重专业性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可读性、启发性，因此它要讲得活，要清晰易懂。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它与人们的日常思考和行为密切相关，“讲得活”尤其重要。为做到这一点，除了通透和通彻的理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写作者自己面对初学者的授课经验。本书作者在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心得，本书许多地方采用的“以问题为核心，史论结合”的书写方法，估计与此是分不开的。在笔者看来，这大概也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之一，它既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同时又可以帮助读者扩展理论视野和思想资源。

    这种写法既有逻辑上的清晰与严密，又不失思想的厚重。书中的整个论述特别注意结合思想史来澄清概念，比如第二章对契约论中各种同意概念的分析、第三章中对自由概念的诸多理解、第十一章中对正义概念的阐述等。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进行概念区分的方法，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理论与论点的异同。整个行文中，各种论证都保持着逻辑推理的严密，还考虑了各种逻辑可能性，使得结论不显独断。与此同时，史论结合也避免了一味沉浸于逻辑论证、最终把政治哲学变成“概念的舞蹈”，从而丧失问题关怀和思想厚度的弊端。

    好的导论性作品的第三个要求是“写得开”。诚如著名哲学家帕菲特所言，道德哲学学科还很不成熟，而依托于道德哲学的政治哲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其中很多东西并非定论，不像物理学和数学那样，有很多所谓的定律与公理。有鉴于此，政治哲学的导论性作品特别要提防“剑走偏锋”，尤其是只依据自己所接受的观点，对其它理论任意褒贬。但这个要求其实很难满足，导论性作品既然要看得透，自然也要求作者理解得深，这个过程肯定也会形成作者自己的理论确信，而这又难免会影响到作者的写作。对于《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一书，笔者起初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本书作者在政治中立性与公共理性等领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而这些学术议题与本书的三大基本问题都有关联。但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在论述方面保持了十分自觉的克制，特别是逻辑论证都显示出作者怀着相当开放的心态，避免了理论上的偏见。

    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心态下，该书对各种理论的介绍与评判基本上做到了不偏不倚，对理论所做的批判性评价基本上都是内部批判，而非预设作者立场的外部评判。不仅如此，作者对各种论证的理论意涵也体现了应有的谨慎。在讨论政治义务时，尽管所提的三种代表性理论均告失败，但他并没有马上得出我们没有政治义务这一极端结论，而是区分其理论意义与实践蕴含的不同。其对爱国主义与全球正义的处理，更多地也是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本书的阐述中，这种温和与开放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或“和稀泥”，而是有所坚持下的开放。

    在笔者看来，本书正是通过满足这些要求，从而很好地实现了作者的初衷：该书既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平行罗列，也非政治思想史的纵向呈现，而是做到以基本问题为线索，向我们展示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这种展示并非单向表达作者的理论洞见，而是勾勒出开放的理论图景，展现出政治哲学论辩的活力。不过，研习者从本书所能学到的，远不止这里所提的那些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获致这些结论的方式，也就是学会在政治哲学中讲道理的方式。本书作者一开始就强调每个人的理性能力，实际上就是强调政治哲学中的道理在原则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当然，这不是说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懂得或有能力搞懂其中的一切道理，这正如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定是无罪的一样。此书的整个论述都尽可能地将政治哲学中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以为尽可能多的人所领会与掌握。而作者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坚持了分析取向的哲学工作所信奉的两条基本标准：清楚言说，没有概念的含糊与混淆；论证推理之间没有逻辑跳跃，前后保持连贯与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就是这种方法实际运用的一个样本。

    尽管好好讲道理是为了获得好道理，但对于政治哲学来说，好好讲道理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好道理，才有可能辨别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