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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1月25日 星期三

    岩波茂雄与他的时代

    冯金红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1月25日   14 版)

        直面自我的幽暗,并想通过出版的管道改造他人与社会,拯救“道义与文化的低下”,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了不起的地方。

        去镰仓之前,我曾去东京神保町的岩波书店拜访,马场公彦(注:日本学者)先生建议我到岩波茂雄墓地看看。在几乎看不出区别的石墓中,岩波茂雄和他的终身挚友安培能成以及岩波书店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并排安卧,不远处是著名哲学家和?哲郎的墓地。老友们生前长期合作,身后永久为邻,自是一桩幸事。

        日本思想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再造,他们这几位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间:西田与和是日本近现代哲学最重要的代表;岩波茂雄以一介农家子而成为日本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32岁那年开始深思熟虑地筹划人生,选择过一种诚实的、“未必卑贱”的“市民生活”——变卖祖上田产来经营一家旧书店。立志成为与人方便又能自我养活的小商人的岩波茂雄,最终成就的却是以“启蒙和教养为号召”的出版事业,创造了一种堪称日本文化之代名词的“岩波文化”;安倍能成是哲学学者和政教界人士,战后还曾短期出任文部大臣。而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岩波茂雄的朋友和高参,岩波书店的许多重要出版物和重要决策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晚年他更是积十年之功撰写了《岩波茂雄传》,这部传记以内容的客观、翔实见长;因对传主不谀扬,不诿过,赞赏发自内心,批评亦诚恳坦荡,因而被誉为岩波茂雄六部传记中的“正传”。

        岩波与“大正教养派”

        岩波茂雄出生于明治十四年(1881),中间历经大正时代(1912—1926),殁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他的人生全程体验到一个国家由高峰跌入谷底,至今仍坐在历史被告席上。他反战,同情亚洲邻国;他崇敬孙中山与鲁迅,资助中国与朝鲜的留学生;他也崇拜天皇,捐款购置军机。

        在安倍能成的眼里,岩波茂雄“不是学者也不具学者气质”,甚至“并不怎么喜欢书”,然而所有人都会承认,他是日本文化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对日本的近现代文化做出了大贡献。岩波书店的出版物哺育了好几代日本人,在日本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改造中,发挥了与教育相辅相成的功能;更不要说,在出版史上,“岩波文库”和“岩波新书”塑造了怎样的一种“岩波文化”,为其他出版社至今效仿。而他在经营上的不打折销售、为读者竭诚服务更为同行业和读者津津乐道,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与轶事。当然由他开创、至今留存的“经销商不退货”,则让同行爱恨交加,据说有挚爱岩波图书的书店因此破产。

        作为一代开创者,岩波茂雄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他赤诚坦荡、勇猛精进的个人品性,更主要的,是他受到的精英教育和所处的明治、大正时代对他的锻造与召唤。岩波茂雄和他的书店最典型地体现了正处于上升期的现代日本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求,对“教养”和“个人”的向往。

        经过政治上的“君主立宪”,经济上的“殖产兴业”,和文化上的“文明开化”,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岩波茂雄是在明治后期浓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氛围中度过青春期的,毕业于“第一高等中学校”(简称“一高”,当时的东大预科,现在的东大教养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哲学专科,这两个学校素以培养国家栋梁而著称。

        岩波茂雄与他同时代的精英接受了贯通中西的学业培养和共同生活的训练,以及强健体魄的锤炼,所有的传记中都会记述他是如何地热爱舢板、注重体育,如何在运动与竞技中体会尚武精神,锻造自己的心志。然而他也未能幸免于迷茫和苦闷的时代病,经历了从“发扬校风主义”到“潜心个人主义”的转变。

        从1901年进入一高,到1905年升入东京大学哲学系专科,岩波茂雄接触到了当时日本最精英的文化圈。他的先后同学很多后来都成为了大正时代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人物,如阿部次郎、安倍能成、九鬼周造、石原谦、上野直昭、和?哲郎等。而他们的老师则有夏目漱石,以及对他们影响甚大、教授西方古典哲学的大名鼎鼎的科尔贝。

        可以说,人数并不多的东大哲学系(和京都大学哲学系)的精英师生一手塑造了沉潜哲学思考、热爱文学想象、追求人格至上的“大正教养主义”,并引领了广大读书人的思想生活。这些人日后不仅成为了岩波书店的主力作者和支持者,更是岩波书店的精神底色与思想支柱,岩波著名刊物《思想》的前身、1917年由岩波茂雄创办的《思潮》,就是为了给这些同学师生创造一个发表自己思想的园地,阿部次郎是其中的骨干。

        “哲学书肆”与“科学书肆”

        岩波茂雄1913年由开旧书店起家,转年得夏目漱石支持,由夏目自费出版小说《心》,日本现代出版的传奇由此登场。而岩波在出版界正式立稳脚跟,则得益于1915年向银行融资出版的“哲学丛书”和1917年“夏目漱石全集”的推出。“哲学丛书”便是他的同学好友从编辑到写作共同参与的产物,岩波书店因为此书被贯以“哲学书肆”的雅号。岩波茂雄对此倾心倾力,他曾说:“正值我国思想界的混乱时期,我想这种混乱来自于哲学的贫乏,出版丛书的目的正是为普及一种哲学知识。”列一下书单可一窥当时的哲学潮流:纪平正美《认识论》,速水晃《逻辑学》,阿部次郎《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安倍能成《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等等。

        如果说岩波书店的起步,与岩波茂雄个人的精英教育资源密不可分(以夏目漱石为中心的作家谱系,和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哲学系师生为核心的哲学人脉),甚至略有同人出版的性质;那么岩波书店后来的发展壮大,更多则缘于岩波茂雄对时代知识氛围的敏感和对出版的本质与使命的深入思考。

        当时的日本,文化与修身是全体国民的追求。西方不再只是思想与观念,而且通过感官直接进入日本。岩波茂雄抓住了这一时代浪潮中的最顶端,不仅出版引介类普及类的哲学读物,还出版了大量哲学与文学大家的个人文集全集,如康德著作集、黑格尔全集、托尔斯泰全集、夏目漱石全集、芥川龙之介全集、森鸥外全集等,1928年还曾宣布与希望阁、同人社、弘文堂等合作出版马恩全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退出(岩波文库中收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数十年来列岩波文库销售榜前十名)。

        岩波书店在“哲学书肆”的雅号之外,还被称为“科学书肆”。1922年爱因斯坦受邀到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科学如同哲学一样,成了日本人尊崇的高地。岩波茂雄敏感到时代的诉求,邀请科学界人士策划出版了“科学丛书”与“通俗科学丛书”,在1918到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期间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前沿与普及类著作。后来出版的“岩波讲座”中也有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与著作。1931年更是创刊了时至今日仍在出版的著名的《科学》杂志。岩波尊重哲学,视哲学为知识与文化的根本;他也同样尊重科学,科学的发展与普及是他多年的志向。岩波书店自然科学类著作的出版作为重要的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岩波文库与岩波新书

        在卸任不久的前岩波书店社长冈本厚给《岩波茂雄传》的中文版序言(2013)中,有这样一段公允之言:

        在他的出版事业中,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革新创造,那就是秉持“知识属于大众”这一强烈信念,精选古今东西的古典,轻便、廉价的“文库”形式;以及旨在响应现代的课题和要求、同样轻便的“新书”形式,并以这两种形式将众多的书籍送到日本民众的手中。时至今日,在日本的出版界,这两种书籍形式仍为很多出版社所采用。

        古今东西的经典、精美廉价、便于携带这样的创意,即便是受到西方同行(德国雷克拉姆文库、英国卡塞尔文库)的启发,也丝毫不减弱岩波文库在日本出版界无人能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那个全民追求文化与教养的年代,岩波文库可谓生逢其时。岩波文库中收录有大量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典籍,岩波茂雄曾骄傲于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的口袋与行囊中,揣着中国哲学家们的典籍和李白、杜甫的诗集。

        岩波这一代明治、大正时代成长成熟的知识分子,在古今东西的对撞折冲中锻造自我,强烈的精英意识与爱国激情使他们有“改造国民性”的责任与抱负,努力以各自的方式造就现代日本人的精神与灵魂。岩波的出版事业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好的方式,继“岩波文库”之后,他又打造了“岩波全书”和“岩波新书”,前者是1933年接受和?哲郎的建议打造的大型丛书,以普及现代学术为目标,最大的贡献是公开了很多当时帝国大学的讲义,这真是民主化时代的文化成就。这套书发行了三百种,其中不少作为大学讲义课本被长期广泛采用。

        1938年开始出版、以企鹅丛书和鹈鹕丛书为蓝本的“岩波新书”,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紧急发行的,初衷是出版更多的中国经典,因为岩波觉得“应该认可古代中国对以东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对日本文化做出的贡献”。这套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反战意味,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的意图下编辑”,岩波书店的重要人物小林勇曾因此被捕。

        岩波新书的宗旨是培养“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提供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一般性教养的好书。”这一宗旨把岩波茂雄学术当代化与普及化的理想发扬光大,它是当代学术与思想的即时呈现,至今仍以每月五种的规模出版。岩波文库与岩波新书,一为人类传承的经典宝库,一为当下最新的知识生产,两者珠联璧合,至今仍是岩波书店品牌的象征与保证,也是日本国民提高修养、获取知识最便利的途径。

        岩波文库拯救“道义与文化的低下”?

        岩波茂雄1946年4月去世。就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世界》创刊。这是他一心要创办的刊物,比起《思想》这种面向高端学术界的“高冷”杂志,更让他念兹在兹,因为他要创办的是“触及日本社会现实并对其进行指导的综合杂志”。战败的严酷事实让他对自我的矛盾与软弱、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对书店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沉痛的反省,认为“岩波书店要传播的文化,虽然做了最前沿的工作,但却没有与生活结合,没有广泛普及至国民,而进入此间歇的是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被一般的国民孤立了,也无法生产和普及用于抵抗的武器。如果不更加向大众普及的话是不行的”。

        从明治时期对民族国家的狂热激情,到大正时代对哲学沉思和人格修养的迷恋,再到昭和时期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时代狂涛中迷失——这样大而化之的粗线条概括,自然不能精确说明岩波茂雄这代知识人的心路历程,但也依稀仿佛,可以管窥大时代中个人的沉浮与渺小。岩波的自省与检讨今天看来未必那么深刻,但比起当今日本右翼政客的所言所行,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良知与高度。

        岩波去世后又过了70年,岩波书店依然在日本出版界昂首挺立,它的招牌依然是岩波在世时创立的几大丛书和几大刊物(《思想》《科学》《文学》《世界》),以启蒙和教养为职责的岩波文化依然哺育着日本一代代的年轻人。岩波茂雄曾经直面自我的幽暗,并想通过出版的管道改造他人与社会,拯救“道义与文化的低下”。无论如何,这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了不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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